《书人有七：思想的活力》 姚峥华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1月出版

　　本书通过文本的探查，抽丝剥茧的史料爬梳，以及深入现场的当事人探访等，为钱锺书、杨绛、巴金、胡适等文人画像，为文学史、文化史补白。透过人事的纠纷、文本的变迁，呈现知识分子思想的活力，给人们以感动和启迪。

　　看到《沈从文的驯服》，又有新的感受。这里特地引用原文一段：

　　关于沈从文与萧乾这两位亦师亦友大半个世纪的老友在晚年断绝友谊一事曾是一个“谜”。要感谢傅光明的“解谜”之劳。傅光明《萧乾与沈从文：从师生到陌路》对此事做了详尽的剖析：1972年，沈从文从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不久，萧乾去看他，见他一人住在一间房里，而夫人和孩子住在另一条胡同里，中间隔得很远，生活极不方便，就想通过朋友找到历史博物馆的领导，争取给沈从文一家解决住房上的困难。后来事情没办成，萧乾很过意不去，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张兆和，不想沈从文得知此事后，极不高兴，当即给萧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有天在路上，两人相遇，沈劈头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房子的事你少管，我的政治前途你负得了责吗？”……

　　傅光明是萧乾的弟子，他编著了很多关于萧乾的作品。萧乾于1999年去世。

　　在《萧乾致李辉信札》中，我看到萧乾对房子的事有一个陈述。他在1992年2月15日写给李辉的信中说：

　　关于我为沈从文家跑房未成功，过一年挨他骂事，有便你可问问张兆和三姐。她是世界上唯一读过那两封骂我信的人。问问沈究竟为何那样生气。我们二人决裂，确实是一大不幸。我这方面是隐忍到了极点。

　　这是我们在字面上所看到的萧乾方面私人的看法，但对沈从文的看法，却不得而知。

　　2018年，我有幸与彦火先生在泉州会面并交谈。说到萧乾与沈从文，彦火先生说，萧乾病逝前写于1999年的文章《我与沈老关系的澄清——吾师沈从文》，2001 年由萧乾夫人文洁若交给他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2001 年第12期上。

　　这篇文章成稿于1999年1月30日，是萧乾“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零零碎碎写出来的”，他曾叮嘱妻子在适当时候发表。内地报纸《湘泉之友》最早于2001年3月10日见报，《明报月刊》是发表此文的第二家媒体。

　　彦火先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从事中国作家研究，采访了大量的文化名人，他所撰写的《萧乾与沈从文的师徒恩怨》非常著名。他说，萧乾的文学道路，第一位恩师是沈从文。沈从文也欣赏这位勤奋、进取的文学晚辈，写信大都用“乾弟”这个称谓。萧乾写的短篇小说《蚕》，由沈从文细心修改过，把别字誊正了，把虚字去掉，在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公报》副刊刊登。萧乾后来写道：“从那以后，我把别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对赘字养成难忍的反感。”林徽因读了这篇小说后，通过沈从文约见了萧乾。“可见《蚕》是萧乾的成名作”。

　　1935年7月，萧乾大学毕业，由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推荐进入《大公报》编文艺副刊，其后兼任旅行记者。沈从文还把自己的写作心得传授给萧乾：“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后来萧乾以此为底本，对外讲：“字不是个死板的东西。在字典里，它们都僵卧着。只要成群地走了出来，它们就活跃了。活跃的字，正如活跃的人，在价值上便有了悬殊的差异。”在萧乾的文章《我与沈老关系的澄清——吾师沈从文》里，开首便写道：

　　人家都说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其实我在文学道路上得到沈从文的指引提携，比汪曾祺要早。他是我的恩师之一，1930 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过的笔迹。

　　萧乾去世前的文章透露：

　　1988年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告诉我，沈老师同意见我。由于李辉要出差，我们商定，他一回来就陪我去崇文门沈老师的寓所去拜访他。没想到，5月间沈从文老师这颗文坛巨星，突然陨落，就失去了机会。

　　“同意见我”似乎是一个信息，为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师生情画上一个遗憾又还算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