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界里，我属于爱“串门”的一个：打牌、围棋、国际象棋等等都是我“串门”的具体表现。和我一样，围棋“棋圣”聂卫平也爱“串门”：打牌、国际象棋等无所不能。我们两位（见图），都喜欢逍遥自在地隐于江湖……两个人真叫投缘。

　　彼此都不买账

　　1987年，聂卫平来上海参加“天元赛”挑战赛。作为东道主，我在国际饭店请他吃饭。

　　一位棋手问聂卫平：“你和胡荣华下围棋，可以让几个子？”聂卫平看了看我，微笑着说：“多不能让，大概四到五个子吧。”我立即反驳：“绝对让不了四子，两个子差不多。”因为是老朋友，又因为多喝了点，聂卫平就开始天马行空：“你忘了1980年那次，我让你到11个子……”在座的都大吃一惊！此时的我，也成了醉翁。我说那次比赛太不公平。下棋时围棋队员在一旁起哄，当我走了一步好棋时，围棋队员却说是“臭棋”，明明走了步臭棋他们却说是“好棋”；加上输一盘就跳让两个子，这样，才有了让11个子的出典。我的解释引来了大家的一阵笑声。

　　聂卫平坦承那次胜之不武，但强调说让四个子应该没有问题。我继续喝酒，不置可否。既然彼此都不买账，作为棋手，只能是在枰上一见高低。于是，有人提出两人来一次三棋全能赛。陈祖德听后，表示赞同。不过，陈祖德说干脆就举办一个全国范围的三棋比赛。陈祖德还表示他愿意做发起人，促成这一赛事。

　　三棋赛当众交锋

　　1989年，在重庆举行全国象棋个人赛期间，北京棋院的负责人王品璋表示，愿意承办三棋赛。北京棋院先确定了参赛对象杨官璘、胡荣华、陈祖德、聂卫平、刘文哲、简怀穗等六人。这六位都是蜚声海内外棋坛的高手。于是，这场酝酿三年的全能大赛，终将在北京举行。确定参赛的选手中，唯一有变化的是广东杨官璘，回信婉谢。于是，又请了曾在象棋“棋圣战”和“棋王战”中夺魁的李来群代替。

　　1990年1月20日，三棋赛在北京兆龙饭店揭开战幕。

　　1月21日下午1时，我和聂卫平两人赶到北京工人俱乐部大舞台当众交锋。比赛前聂卫平和我握手时，笑嘻嘻地说：“希望你今天也摸错子。”我听了先是一愣，继而一笑：“但愿不会。”聂卫平当然是在开玩笑。可我在那一段时间，确实是屡走漏着。在第十届“五羊杯”冠军赛中，因为摸错子，我竟被柳大华炮打“闷宫”。在这次三棋全能赛的第一轮中，我与全国国际象棋冠军简怀穗斗国际象棋时，已经占优的我因为摸错子，被简怀穗反败为胜。

　　经过抽签，我在国际象棋和围棋上先走，象棋是聂卫平先走。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上上签”。

　　国际象棋真刀真枪

　　我和聂卫平是英雄所见略同，分别在自己的专项棋——象棋和围棋上虚晃一枪，而在国际象棋上真刀真枪。

　　我还是轻视了对手，没有估计到聂卫平赛前在国际象棋上的几次突击练兵。开局不久，聂卫平利用兑兵机会，抢先一步王车易位，然后小兵冲抢要道。我感到了形势不妙，大吃一惊，但还是喜怒不形于色。

　　赛前，舆论都认为我三棋的平均水平比聂卫平高。没想到，我在国际象棋上竟然占不到便宜。45分钟后，开局一直顺利的聂卫平突然发现，自己的几个兵虽然冲了过去，可后续人马却没有及时跟上，犯了兵家大忌——孤军深入。正当聂卫平苦想对策之际，我已经果断弃马，然后用车马兵奇袭聂卫平的王座，迫使聂卫平的王移位，从自己的王位上逃到我的王座处“避难”。聂卫平不得不把在围棋上的注意力移位于国际象棋。趁此机会，我在围棋上捞到不少实惠。

　　我见对方的王已离座，周围又没有什么“保镖”，便认为已稳操胜券。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我走了一步随手棋，不仅没有活擒对方的主帅，反而让聂卫平的“王”在“流亡”中掠去我的小兵，形成王3兵对王4兵的残局。我连连摇头，聂卫平看到危机已过，回到了椅子上，然后点燃了香烟。

　　象棋上，经过几次兑子，双方是双车炮对双车马。聂卫平仕相残缺，并且少兵。审时度势后，他放弃了抵抗。在国际象棋上，我少一兵，但时间宽裕，聂卫平多兵但时间十分紧张。他毅然用兵直冲我方底线，我经过细算也不顾一切地如法炮制。当双方小兵到达对方底线升后时，两个后在棋枰上立即交换。紧接着，两人留下的最后一枚小兵，又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再次向对方底线冲去。聂卫平的兵先变后，实力大增。只要一步，就可将死我的白王，拿下三棋的胜利。危难之时，我的白兵单骑救主，冲到底线升后连带叫将，迫使聂卫平的王躲避。我的白王得到了一次转衡的和局。

　　国际象棋风波平息后，围棋也很快鸣金收兵。我利用国际象棋作掩护，在围棋上占了一些便宜。可是聂卫平毕竟围高一筹，终以净胜6又1/4子结束。苦战了四小时后，我和聂卫平的三棋全能赛以1胜1和1负打成平手。

　　第二天晚餐时，聂卫平诚心诚意说：“看来我让你四子是让不动的。”我以笑应答：“我让你双马也是不可能的。”

　　由于消耗战透支了体力，影响了我俩后来水平的正常发挥。结果，我只得了第三，聂卫平屈居第二，冠军被简怀穗拿走。　　（摘自 丁旭光撰稿《胡荣华口述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