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竞争异常激烈，不亚于当下父母“鸡娃”。可无论古人还是今人，仿佛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考取功名后，读书人的生活便一帆风顺吗？

　　读书人的“两道门”

　　从北宋到南宋，科考人数增加，录取名额却没有激增，于是南宋科举变得更加“内卷”。比如吉州（今江西吉安），北宋末年应试人数4000人，录取名额45人，而南宋录取人数增长至68人，可应试人数已经超过万人；更残酷如福州，北宋末至南宋初，应试人数3400人，录取名额68人，到孝宗开禧年间，应试人数暴增至18000人，而录取名额竟然降至54人。

　　科举难，仕途更难。中考进士一般会被授予低级别的幕州县官，当时习惯称之为“选人”，中考者要经历选人、京官、升朝等步骤。选人之内的升迁非常困难，时人唤作“选海”。以选人七阶内迪功郎为例，有进士出身者经历三考，无进士出身者要求四考，所谓“考”就是对官员一任的考核与迁调；如无举主推荐，还要经历五考。

　　可以看出，进士出身只是做官的“敲门砖”，只是一定程度有所加成，并非起决定性作用。要脱离“选海”成为京官，最重要的是上司推荐。《朝野类要》记载：

　　承直郎以下选人，在任须俟得本路帅抚、监司、郡守举主保奏堪与改官状五纸，即趍（同“趋”）赴春班改官……选人得初举状，谓之破白。末后一纸凑足，谓之合尖，如造塔上顶之意。

　　然而，无门路者想要拿到足够分量或数量的推荐信，可谓难上加难。由此，历史学者王瑞来总结道：宋朝的政治家为普通平民百姓敞开了一扇充满光明的通向仕途之门……穿过这第二道门，才是士人多年寒窗苦读的真正目的。然而这第二道门却是不易穿过。穿过第一道科举之门，尽管千里拔一竞争激烈，但毕竟主要凭自己的努力，顶多是加上家族的财力支持。如果成绩不成，神仙也帮不上忙。然而，穿过第二道入官之门时，却基本上失去自己把握命运的能力，前途掌控在他人手中。选人本人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做出政绩这样的“硬作为”，以及广结人脉、钻营于权门这样的“软作为”。对于这第二道入官之门，多数选人是“小扣柴扉久不开”，甚至对有些选人而言，门是永远关闭着的。

　　杨万里也难免俗

　　南宋四大家之一、著名诗人杨万里，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举，获得选人身份，授官赣州司户参军，又因为员多阙少，杨万里在家待阙两年后，才正式入职。直到37岁，杨万里还在零陵县丞的职位上，看上去前途晦暗。

　　他命运的转机来自于结识张浚、张栻父子，当时朝廷重臣张浚和他的儿子、理学家张栻，贬谪于永州，杨万里有机会师事张浚。此后，孝宗即位，主战派张浚出任宰相，杨万里随即改秩左宣教郎，任命为临安府府学教授，得以脱出选海。

　　作为一名诗人，杨万里生性放旷，注重声名。他自言：“士大夫穷达，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开口求荐。”即便如此，杨万里的文集中，却充满了为亲友子孙求取推荐的信笺，约占比三分之一。这也侧面说明，在既定规则下，一代文豪也不得不遵循人情世故。最终，在他的不懈斡旋之下，长子杨长孺终于在几年内连续升迁，脱离选海，踏上光明的仕途。

　　读书人如何灵活就业

　　唐、宋两代中，举子可做县里的一把手或二把手，而真正执行政策的群体是胥吏：官可升迁，吏只是“打工”，所谓“流水的县官，铁打的衙役”，二者属于两个阶层。

　　元代以蒙古人、色目人作为领导阶层，汉人、南人只能负责基础治理，鲜有上升阶梯。但废除科举后，行政治理仍需文士，于是便出现王鹗等人在至元四年（1267）的一段评价：

　　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

　　具备文化知识的士人转职为胥吏，相当于以大材作小用。然而，世道如此，幕士、讼师、商贩、术士、乡先生也都成为读书人的谋生选择。

　　元代还根据耶律楚材的提议，设有“儒户”，所谓“户”就是职业和身份相融合的户籍制度。将士人与贩夫走卒并列齐名，当然在“士农工商”的观念中充满抵牾，可是，客观上儒户免除赋税，又让他们充满优越感。正是废除科举、将士人身份变为户口标识的元代，加强了士绅阶层的形成。

　　黄公望另辟蹊径

　　黄公望自幼读书，在继父去世后顺应潮流，“舍方册而从刀笔”，加入胥吏大军，但“浙西宪吏性廉直，经理钱粮获罪归”，为吏生涯草草收场。后来他加入全真教，《姑苏志》记载：

　　黄冠野服，往来三吴，开三教堂于苏之文德桥。三教中人，多执弟子礼。

　　著名的《富春山居图》，正是黄公望为教友无用师而作。此外，黄公望“以卜术闲居”，说明打卦算命也是他的谋生手段之一。由此看来，黄公望的职业履历非常丰富，属于典型的灵活就业，自谋生路。作画亦可视作他从事的众多行当之一。（摘自3月15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