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邱华栋（见图）还是武汉大学的本科生，学校邮局旁一座绿树掩映的山坡上有一家书店，在那里，他买到一本书：《现代主义代表作100 种/现代小说佳作99种提要》。大学期间，邱华栋就按图索骥读到了书中提及且已被译成中文的小说，于是，现代小说在他脑海中有了初步的轮廓。

　　2022年，邱华栋萌发了写一本《现代小说佳作 100部》的念头，他希望自己的这本书是一扇门，“打开门，读者可以迈出更远的足迹进入小说那广袤的森林，不要止步于此”。

　　阅读世界文学的“中国视角”

　　相比被西方文学或西方经典构建的视角，这本书有一种以中国为定点来阅读世界文学的视角。您如何理解这种“中国视角”？

　　邱华栋：改革开放到新时代这几十年，中国的作家和读者能够接触到大量世界文学的翻译本，阅读的视野已经非常广阔。《现代主义代表作100种/现代小说佳作99种提要》《理想藏书》等类似的书目类图书都曾深远地影响过我，多年来，我依然会时不时翻阅一下，但我也逐渐发现这两本书的一些缺陷，比如它所包含的英国中心论或者欧洲中心论的偏见。

　　我的感觉是，如果说在1980年代里很多中国作家还处在膜拜一些世界文学大师的状态下，好像每个中国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外国作家，那么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中国作家已经处在一个平视世界文学的位置上了。这是因为，几十年的阅读使中国作家建立了一种文学上的全球视野和文学判断力，这种眼光也带来自信。

　　在写法上，您大致上会先梳理每位作家的生平，概括代表作的内容以及写作特质，并将作家放置在文学史中进行定位和评价。

　　邱华栋：我尽量采用一种亲切生动的文风，来使我介绍的作家作品更具亲和力。因为有些读者可能觉得很多当代世界文学高大上，或者有文化上的隔膜感，不好接近。那么，我的这本书就能使读者觉得，这些作家作品并不那么艰深，而是很有意思。

　　就像当年19岁的我从书店捧回一本《提要》的心情，我在写这本书时也注意文风的朴实，希望在每篇三五千字的篇幅之内，要把这个作家的基本生平信息说清楚，把他的代表作的主要内容大致勾勒出来。

　　优秀的作家恰恰在于其个性

　　在您的笔下，卡尔维诺是一位“飞鸟型的作家”，胡安·鲁尔福是“以少胜多而傲立群雄的作家典范”，为一位作家画像时，您会更注重哪些因素或角度？

　　邱华栋：我特别注重作家的成长环境和促成他成为一个作家的主要因素。正是环境和这个作家的作品特质，使他与众不同。因而，强调其特点和识别度，是我这本书的重点。

　　在梳理作家生平中，您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吗？其中有没有什么共性的地方？怎样的经历对成就一个作家至关重要？

　　邱华栋：我觉得优秀的作家恰恰在于其个性。每个作家都在时代的时间和空间中去发现和创造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而且，每位作家的经历都是不会重复的。什么样的生活和经历，都可以造就作家。就看作家自己的才能——有没有使用语言，去创造性地叙述人物和故事的能力。

　　地方性写作需呼应世界

　　书中您选择了三位中国作家，分别是莫言、董启章、李永平，为什么是这三位？

　　邱华栋：这三位作家分别是大陆和台港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优秀作家，他们既具有和世界文学的对话能力，也有某种鲜明的在地性和地域文学特征。比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被他放在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李永平对婆罗洲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一片陌生的地域向我们徐徐展开。董启章对香港的书写，非常具有雄心，也非常细腻，创造性地和世界文学有一种呼应。

　　现在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谈论地方性写作（如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较多，那么，从您这本书出发，在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内重审地方性写作，您更愿意让我们看到什么？

　　邱华栋：我想以塔斯马尼亚岛为背景写了多部作品的理查德·弗兰纳根为例，他写了一个我们陌生的大岛上的人，《河流引路人之死》，带给了我们地方性的陌生经验，也包含着现代的眼光。因而，地方性写作必须具有世界性和当代性的眼光，才会成为“世界文学”。相反，非洲尼日利亚的本土作家图图奥拉，我觉得他的作品过多地陷于地方性。

　　每年的诺奖文学奖能让读者知晓一个新的名字，但似乎很难有作家或作品带给读者曾经《百年孤独》或《追忆似水年华》带来的冲击力。

　　邱华栋：杰作的诞生和传播是有时代和时间因素的。时代趣味也会发生变化，这很复杂……这需要我们去不断地阅读和阐发。因而也需要点时间。（摘自6月30日《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