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则民间谚语缘自黄河，说的是从前黄河河道不固定，每次改道后，原本在河东岸的村子，变到河西岸去了。其寓意深刻，喻指世事或人的命运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盛衰兴替，变化无常，“回车切换”，没有定数。榆林镇的明长城内外，乃至陕北秦、汉长城内外，几千年历史的变迁，正应了这句谚语。历史是一面镜子，人们在已逝去的时光长河中泛舟，通过时间打磨过的多维之镜，把历史悠久变革的“道道”透视无疑，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朱明王朝取代元朝后，审时度势，把战略防备重点摆在北部边疆，建立军镇体制，置辽东、蓟州、昌平、宣府、大同、太原、榆林、甘肃和宁夏九个军事重镇（史称九边重镇），构筑了有史以来世界上防御工程规模最大、跨越距离最长的“万里长城”，形成“三大奇观”——“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在东海之滨，“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雄踞在西，“天下长城第一台”榆林镇北台在中，被称为边郡之咽喉、镇北之锁钥。

　　镇北台位于陕西榆林城北四公里的红山之巅，有明代长城烽火台中占地面积最大、气势最宏大磅礴、建筑最高（三十余米）“三最”之美誉（见图）。镇北台既是烽火观察指挥哨，又是贡市监控台，是明朝“隆庆议和”与“和平互市”的产物，“蒙汉一家”开创边关和平环境的历史见证。台呈正方形，台体为内夯黄土外包砖石的实心构造，共四层，由下至上逐层缩小，台之各层均包砌青砖，每层台楼四周围以女墙雉堞，各层台顶外侧砖砌垛口，垛口上部设有瞭望口，各层垛口内四周相通。

　　榆林镇明长城镇北台昔日战略地位显赫，而今则成网红打卡地。万里晴空之下，镇北台宛如熠熠生辉的巨型宝塔。游人们在台下仰望其顶，千砖万石如排兵布阵一般，扑面而来历史的沧桑与厚重感，不由令人想起明代刘敏宽诗句：“百仞台侵碧汉边，镇当玄武壮居延。”

　　九边重镇之榆林镇，原称延绥镇，治所在绥德，为延安、绥德的合称。后移防至榆林，改称榆林镇，治所所在的榆林古城，历经三次建筑，成为“南塔北台中古城，六楼骑街天下名”的塞上明珠。

　　榆林是一座因军镇和长城而生的城市。崇祯十六年（1643年），闯王李自成攻破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未能成功招降榆林，于是派出十万大军挥师北上，直逼榆林城下。守城军民誓不投降，双方激战七昼夜。义军在南城墙挖地洞轰破城池，又经五日激烈巷战，全城陷落，守城将领受俘后因拒降被杀。

　　康熙十四年（1675年），定边、怀远（今横山）守将起事叛乱，接连攻克定、靖、怀、绥、米、神、府各州县，最后唯剩榆林坚守三月不陷。康熙帝特赐“两守孤城，千秋忠勇”八字以示旌表，后在城南榆阳桥边的御碑亭内刻石立碑（已毁）。榆林，由此以“硬骨头”而名于世。

　　明长城承东而来，飞越天堑黄河，在今府谷县麻镇，一个名为墙头村的大河畔上开头，进入榆林镇辖区，若腾龙蜿蜒向西，经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诸县，再向西行。五百米左右筑一烽燧，两万米左右建一营堡，全境号称三十六堡，至今宁夏盐池县花马池筑盐场堡，接西而去，进入宁夏镇。长城在榆林也称为边墙，墙头即榆林镇边墙的开头。墙头村，缘明长城修筑而得名。

　　为确保防御固若金汤，榆林镇的边墙，与其他镇长城迥异，既筑一边，还建二边，在一边、二边间，还建筑规模较大的驻军营堡，号称“三十六营堡”，每座营堡驻有守军，负责一段墙体和相关墩台的瞭望、守备任务。这就是“高筑墙”的标配加创意。提议、疏奏、创新此防御战略者，乃时任延绥镇御史巡抚余子俊。作为一代名臣，余子俊对延绥边防和发展有着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后人尊称其为“榆林之父”。

　　余子俊（1429-1486），四川青神人。他前后在陕西任职十七年之久，成化七年（1471年）任延绥巡抚后，着手改变延绥镇的命运。一是“筑边墙”——明代是长城修建的鼎盛时期，余子俊依托山势地形“铲削边山”“凿山为墙”，即从墙外取土，在边墙外形成壕堑，以增加越界难度，又在崖寨空缺地建造短墙，形成包围圈；在其主持下，仅用三月，完工一条东起清水营紫城寨黄河西岸、西抵定边营花马池的长城。二是迁驻地——把先前从东胜卫后撤至绥德的延绥镇，迁移到了榆林卫，这就意味着把军镇治所驻地、防备前沿向前推进了一百多公里，而且是从易守难攻的山区移防至平原。这在生产力尤其是交通不发达的明朝，可谓超凡的胆略、超常的壮举，大格局叱咤风云。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榆林庄，遂成明朝北方边疆重镇。

　　从此，朱明王朝的战旗在榆林镇边墙上飘展，传递战斗号角的烽火在各营堡、烽熢上点燃，延续达二百余年。榆林镇亦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掀开新的一页，引发了一系列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而且引起了历代史学者对此地历史渊源、人文地理的深入稽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