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谢阁兰和朋友在天坛
中国诗歌自17世纪便进入法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野，是中国文学域外译介最多的体裁，而中国诗歌中被翻译最多的是《诗经》和唐诗。
法国诗坛对中国诗歌的关注始于18世纪一位年轻诗人安德烈·谢尼埃。谢尼埃在《中国文学笔记》中记录了阅读《诗经》的感受，发现了中国古代“绝美的乡野诗篇”。
“吾之所爱，今在中国”
1862年，法兰西公学院讲席教授德理文侯爵出版《唐诗》选集，这是法国最早的中国诗歌译著。帕纳斯诗派领袖泰奥菲尔·戈蒂耶也是一位热爱东方文化的诗人，曾在诗中宣称“吾之所爱，今在中国”，并征引黄河、宝塔、青瓷等中国意象，在“中国诗人尚古仪，临花赋诗有太白”一句中融入李白的诗人形象。正是得益于此位文坛泰斗，法国文人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接受了中国诗歌。
福楼拜的密友路易·布耶从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和儒莲的译著中获取中国素材，又将德理文所译唐诗改编为符合法语诗歌节律的作品，这些具有中国意蕴的诗篇汇成遗著《最后的歌谣》，福楼拜为之作序。
泰奥菲尔·戈蒂耶的女儿俞第德亦很早进入法国文坛，她有一部中国诗歌选集《玉书》流传于世，初版于1867年，译有24位唐宋诗人的七十余首诗，在欧洲广为流传。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曾接受过帕纳斯诗派熏陶，亦读到《玉书》中的中国诗篇，并为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诗集撰写书评，称赞中国诗歌“简约的诗句、凝练的表达和含蓄的艺术”。正如20世纪法国诗人克洛德·罗阿所言，这些译作“促生了谢阁兰和青年克洛岱尔写出真正的诗作”。
“我们相见恨晚”
保罗·克洛岱尔是目前所知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的法国作家，创作了《认识东方》《五大颂歌》等留有中国文化印迹的作品。1937年，他在巴黎举办题为《法国诗歌与远东》的讲座，表达对中国诗歌的深刻感悟：
（中国）诗歌并不提供现成直接的意义，它在读者的思想中形成，需要读者在一系列确定的空间中建立联系。
克洛岱尔未曾系统学习中文，依旧是从德理文的《唐诗》和俞第德的《玉书》等法文译本入手去了解和欣赏中国诗歌。克洛岱尔还依据《玉书》等译著对中国诗歌进行改写和再创作，30年代后期在巴黎出版《拟中国小诗》《拟中国诗补》两册诗集，其中有李白、杜甫、张九龄、柳宗元等人的诗词。
谢阁兰的主要文学作品都是酝酿和创作于中国，表达对东方文明的倾慕。谢阁兰在其诗集中从《诗经》获得形式和结构上的灵感，分为“国风”“中国哀歌”“空台祈天”三个部分，似与《诗经》中的“风”“雅”“颂”有所对应。
罗曼·罗兰虽未曾来到中国，但是在法国有缘结识中国留法学者和诗人。他最早读到留法诗人梁宗岱的法文译作《陶潜诗选》，极为欣赏：
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的罕有的法文智识，而且由于这些诗歌底单纯动人的美。
法国著名诗人瓦雷里与梁宗岱有过多次会晤。瓦雷里欣然为梁宗岱法译《陶潜诗选》作序，盛赞中国人是一个爱诗的民族，对陶诗给予极高评价，称之在“极端的精巧”之后达到“极端的朴素”，是一种“渊博的、几乎是完美的朴素”，并称陶渊明为中国的维吉尔和拉封丹。
法国作家阿尔芒·罗班曾经是一位中国诗歌的爱好者和翻译者。二战期间，他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中文，两卷《未译之诗》是他翻译外国诗歌的选集，其中选译李白、杜甫诗各三首和王维诗一首。罗班对关心民众疾苦的杜甫情有独钟，还赋诗一首《杜甫》致敬诗人：“远离任何国度任何时间，我们相见恨晚。”
发现中国诗歌的永恒价值
克洛德·罗阿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1949年与旅法中国画家赵无极在巴黎相识，50年代作为进步文人受邀访问中国。他对中国古诗情有独钟，编纂了《中国诗歌宝库》，并且自称“盗诗者”，并于1991年出版了中国古诗译作《盗诗者——来自中国的诗》，选译自《诗经》至宋代诗歌百余首。其实，克洛德·罗阿不习汉语，一直与赵无极、罗大冈等中国文人朋友合作翻译，还得到老舍的热情鼓励。他如是总结自己的翻译方法：
在中国朋友和法国汉学家的帮助下，我尝试让自己沉浸在诗歌原作中的情感、意境、思想和意象中，然后让一首法语诗在我心中慢慢浮现，它是原作的回音，尽可能地忠实，尽所需地自由。
越南裔法国女诗人弗朗索瓦丝·韩与女汉学家尚德兰长期保持友谊和合作。弗朗索瓦丝·韩曾写过一首《靶》，写作灵感来自尚德兰为其讲解袁枚《随园诗话》中一则精彩比喻：
诗，如射也。一题到手，如射之有鹄，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
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与中国学者董强合著的《唐诗之路》中回忆自己初识中国诗歌于1962年，通过英语译文阅读了李白绝句《独坐敬亭山》，为诗中展现的人与自然的独特联系而感动。之后，勒克莱齐奥逐渐发现了中国文学的丰沃土壤，他说：
在这一重读唐诗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唐诗中蕴含着深刻人性。它产生于对未来的未知与不确定之中，历经战争与饥荒。尽管在我们之间相隔了巨大的时间鸿沟，然而，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感到同那个时代的诗人和艺术家是那么的近。
勒克莱齐奥在阅读唐诗时的此番发现其实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永恒价值。 （摘自6月20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