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氛围浓厚的巴黎

　　法国人想象的康熙南巡图挂毯（卢浮宫藏）

　　用有毒花的名字定名

　　巴黎译语本花名，草木枝头缀嫩英。结实含浆原毒质，奈何袭取号都城。

　　这是写于清末的37首《巴黎竹枝词》中第一首，作者是著名外交官陈季同的弟弟陈寿彭，他“精法文算学”“其他著述甚多”，翻译的《江海险要图志》至今仍有影响。陈寿彭于1885年4月被公派留学英国三年，其间写成《欧陆纪游》，《巴黎竹枝词》便收在其中。

　　诗中指出：巴黎本是花的名字，即原产荷兰的花烛（又称红掌等），色彩绚烂，但果实有毒。陈寿彭故作惊讶：为什么要用有毒花的名字给首都定名？陈寿彭巧妙地传达了当时国人的普遍感受：

　　一方面，法国曾对中国呈现了相当的善意，著名启蒙哲学家伏尔泰写道：“我认识一位哲学家，在他的书房里间悬挂了一幅孔子画像；他在这幅画像下边题了四句诗：唯理才能益智能，但凭诚信照人心；圣人言论非先觉，彼土人皆奉大成。”晚年伏尔泰的书房中，一直挂着孔子画像。法国大革命、法国启蒙哲学、法国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巴黎因其辉煌的革命史和城市精神，被许多中国人视为精神家园。

　　另一方面，法国又是当时对中国持种族偏见、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是“黄祸论”的推手之一。自诩为欧洲文明之都的巴黎，却充斥着污秽、混乱、喧闹、奢靡，让人难生敬意。

　　伏尔泰称中国是“新天地”

　　明中期起，大量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来华，他们的记录震动欧洲，法国尤甚。

　　一方面，法王路易十四与康熙联系密切，他派出白晋、张诚等，被康熙重用。

　　另一方面，当时法国不仅国王世袭，高官亦世袭，清朝则“官无封建”，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羡慕不已，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的魁奈也说：“大概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像在中国那样自由地向君主进谏。”魁奈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合法专制”。

　　1670年，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建“中国宫”，致“中国风”风靡欧洲。据学者吴震钩沉，1792年，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克里姆则称：“有一个时期，每家壁炉上陈设着中国的物品，而许多日用的器具，都是以中国趣味为标准的。”

　　面对“中国热”，法英态度迥异。据学者侯贝在《16-18世纪西欧“中国热”现象研究》中钩沉，英国在18世纪末派传教士到中国，来的只有商人，形成“怀疑和讥讽的风气”。

　　法国相对宽容，伏尔泰将“发现中国”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并论，称：“哲学家们则在这些新发现中看到了一个精神的和物质的新天地。”

　　制造“想象的中国”

　　对法国的“中国热”，清政府反应冷淡。清廷认为法国是“红毛一种，奸宄莫测”，且法国称霸欧陆，“其人鸷悍，为诸夷所畏”，避之唯恐不及。

　　力挺“中国热”的法国学者们不真正了解中国，比如魁奈说：“这个国家（指中国）国泰民安，从未爆发过战争，从未侵略过他国。”耶稣会传教士为凸显自身成功，只说中国优点，不说缺点。

　　制造“想象的中国”，与文艺复兴时的“光自东方来”形成共鸣。彼时西方人对近代化造成的礼崩乐坏不满，提出“东方崇精神，西方崇物质”，认为西方应向东方学习精神。

　　乍一看是好话，但正如著名学者萨义德所说，此即东方主义，它将东方变成他者，“与我们不同”，初期羡慕、学习、敬仰，随着接触增多，发现东方也有“崇物质”一面，转而失望、厌弃、愤怒，这就给掠夺提供了借口，以“送去现代文明”之名，西方坦然加害东方。　

　　康有为也被忽悠了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阶层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渴望“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巴黎成了梦想之城，“繁盛之都，花园锦簇。

　　据学者柳伟的《康有为欧洲游记研究》，1905年，康有为在巴黎逗留10余日，三登埃菲尔铁塔，他发现，巴黎绝非文明之都，“在其淫坊妓馆，镜台绣闼，其淫乐竟日彻夜。已领牌之妓女十五万，未领牌者不可胜数”。

　　更让康有为震惊的是，法国名为民主国，社会却高度不平等，“其世家名士，诩诩自喜，持一国之政，超然不与平民齐”“聚一国之贵室以纵奢淫、盛容饰，甚且以骄侈不足，窃及府库，则中国古今未有之”。

　　康有为承认巴黎博物院、埃菲尔铁塔“实甲天下”，除此之外，“无可惊美者”“岂知其无甚可观若此耶”，且“巴黎市人行步徐缓，俗多奸诈”。康有为感慨道：“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

　　显然，康有为又落入“光自东方来”的陷阱。世界永不完美，否则何谈进步。现代人应多看少议，重沉浸式体验，轻以己度人。善看者，总能将两个巴黎融为一个，那才是真实的巴黎。　　 （摘自7月3日《北京晚报》 蔡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