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方纪一家

　　毛泽东向送行的延安群众挥手

　　1944年1月，父亲方纪被调到延安解放日报社，在艾思奇领导下工作。解放日报社设在延安的清凉山上，与宝塔山隔河相望。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单位也都设在那里。

　　好友们

　　关于这段生活经历，方纪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解放日报》正式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开始只有两个版面，社长博古不主张为文艺稿件开辟专栏，他认为好的文艺作品可以刊登在头版上。到9月16日，报纸扩大为四版后，增辟了一个文艺专栏，占整个版面的八分之一，每月出四五期，由丁玲同志主编。我去时，《解放日报》改由艾思奇同志主管。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既紧张又充实。除了学习、改稿子之外，还经常与冯牧等人坐在山坡上唱几句京剧，他唱，我操琴，至今令人难忘。

　　冯牧与方纪都是在结束党校三部的学习后，前后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工作的。他与方纪有着共同的理想、爱好和情趣，共同的文学观和“才气”，在一起工作的经历使他们成为终生挚友。冯牧在《方纪文集·序》中这样写道：

　　我们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在一排土坯房里比邻而居。我们很快就发现，他和我在性格和气质上都保持了某些北京学生的特点，我们有许多共同熟悉的人和事，有许多接近的情趣和癖好，比如在我们身上都有相当浓厚的书生气，都有某种在那时常常会有“毁誉参半”含义的“才子气”，都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而又恃才傲物的知识分子习气；这一切都成为开始联结我和他之间的友谊纽带的一种独特因素。我们不但在一起工作、学习，而且从中发现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常常是志同道合的，尽管我们也有过争吵。我们在有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每天一道在延河边散步，在窑洞外谈天；我们不但谈论国家大事和生活理想，也谈论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谈论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抱负。我们时常在一道回忆北京的古老而又魅人的文化传统，谈论京戏、书法以至于围棋的发展。

　　在相处期间，我很快就发现了方纪的长处，他才思敏捷，热情奔放，对生活和文学都有极其敏锐的感受能力。他笔下很快，对于分配给他写的文章，常常是略假思索便一挥而就。他在写作上涉猎的方面很广：既能写很有文采的小说和散文，也能写富有广博知识和鲜明见解的评论和杂文。

　　作家陈登科，也是冯牧的好友，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冯牧，是经朱丹介绍结识的一位朋友。他是个书生型的人物，不爱夸夸其谈，也不大和人开玩笑。我、方纪、冯牧，三人都属羊，朱丹却称方纪为方兄，叫我老登，称冯牧为冯老三。冯牧原籍北京，兄弟排行也是第三，因此，在文艺界，也有人叫他三老板。朱丹其人，性格憨厚，不爱开玩笑。

　　朱丹是江苏徐州人，年长方纪三岁，是在陕北公学认识的朋友。朱丹非常耿直、豪爽、仗义，像个大哥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方纪。在艰苦的环境中，方纪与朱丹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成为终生的朋友。抗战胜利不久，朱丹先期去了东北，与方纪相约在东北见面。后来方纪在去东北途中，被留在热河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方纪进了天津，朱丹调到北京工作，来往很多。“文革”后期，很多老干部相继落实政策，但方纪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朱丹义愤填膺，代方纪向中组部反映，直到耿飚同志亲自过问，病重的方纪才得以住院治疗，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父亲调到《解放日报》后，工作生活都相对稳定了，他每到周末便蹚过延河去中央医院与母亲团聚，有时母亲也过河来清凉山，因此那段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美好的记忆。

　　发现孙犁

　　方纪那时一方面编副刊，一方面到延安外语学校学习俄文、英文。当时给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冈野进（野坂多三）当秘书的李振中叔叔曾对我们说：你父亲那时经常来外语学校上课，我总能见到他。他那时穿着一件日军黄呢子大衣，很帅气。为此我们曾问父亲：从哪里搞来的日军黄呢子大衣？他笑笑说，是杨朔从前线带回来送给他的。关于在外语学校学习的情况，父亲回忆说：

　　那时，我一边工作，一边还挤出时间到延安英文学校去学习，记得当时我从英文的刊物上转译了几篇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报告文学，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方纪在学习外语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翻阅了大量的苏联文学名著，经过短期突击，他竟能从英文刊物上翻译一些苏联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为了乌克兰》《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一个女人，一个战士》等，均发表在1945年的《解放日报》上。同时，他还全面介绍了苏联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写了介绍高尔基的文章，如《对A·托尔斯泰创作的一点介绍——纪念他的逝世》《生活指示着他的未来》等。这些译作和文章，对于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中国军民起到了鼓舞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孙犁著名的代表作小说《荷花淀》，就是父亲在《解放日报》编副刊时发现并经他手编发的。方纪在50年代写的对孙犁文学作品的长篇评论《一个有风格的作家》中写道：

　　那时我在延安《解放日报》编副刊，读到《荷花淀》的原稿时，差不多跳起来了，我还记得当时在编辑部的议论——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

　　那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又经过整风，不少人下去了，开始写新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但多半还用的是旧方法……这就使《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

　　《挥手之间》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指出“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在这个危急时刻，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决定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机场乘美国军用飞机前往重庆。父亲在后来所写的著名散文《挥手之间》中一开篇便写道：

　　1945年8月28日清晨，从清凉山上望下去，见有不少的人顺着山下大路朝东门外飞机场走去。我们《解放日报》的同志，早得到了消息，见博古、定一同志相约下山，便也纷纷跟了下来，加入向东的人群，一同走向飞机场。

　　关于机场送行的经过与场面，父亲在《挥手之间》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写得很感人，真切地表达出当时在场每一个人的真实感受。特別是记述毛泽东在飞机舱口那富有历史意义的举手一挥，被永远定格在了中国的史册中。

　　在1979年10月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界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记者采访方纪，想请他讲一下《挥手之间》的写作过程。但那时方纪因患脑梗，已经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了，于是我代替父亲将以前他所讲过的故事告诉了记者，父亲不住地点头称是。在讲到毛主席在机舱门口慢慢举起的手停止在空中，一动不动时，全场送行的群众仿佛在瞬间也被凝住了，表达出人民对领袖的深情。这时父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流下汨汨热泪……　　  （摘自刘妮主编《燃烧的岁月：我的父辈在延安》，方大卫 方兆麟文，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