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初孙中山在布鲁塞尔与中国留欧学生合影

　　孙中山有一个绰号“行者”，学界较早注意及此的是罗香林。在1945年出版的《国父之大学时代》中，罗香林谈到，孙中山在大学时代曾被称为“孙悟空”。而庄政在发表于1999年的《孙文先生名字号考述》一文中则进一步指出，孙中山在大学时代除被称为“孙悟空”之外，还曾被称为“孙行者”。罗、庄二位所记虽然简略，但在孙中山的众多名、字、号中，“行者”这一绰号是最值得关注者之一。

　　维新派笔下的“行者”

　　罗香林书中所云孙中山在大学时代被称为“孙悟空”一事，出自简又文的《国民革命文献丛录》一文，而简又文所记，乃是根据当事人关景良所述。关是孙中山的大学同学，据其所言，大学期间，孙中山常到他家做客。他的母亲黎氏见孙中山“言论激烈”，乃问道：“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东制台吗？”孙中山回答：“不！”“想做钦差吗？”又答：“不！”“然则想做皇帝吗？”孙中山道：“皆不想。我只想推翻满洲政府，还我汉族山河，那事业比皇帝更高更大了。”黎氏听了，觉得这是“大言不惭”，荒唐得有如《西游记》中的“心猿妄想”，乃以“孙悟空”目之。

　　庄政所记孙中山在大学时代被称为“孙行者”，是这么一回事：有一次，黄煜初牧师的住处被一盏飞来的煤油灯砸中，经查，乃是隔壁学生宿舍里的两个学生孙中山、陈少白打闹时所抛出。由于“孙逸仙既姓孙，又活跃嬉戏，不逊于幼童时，于是有人给他取了一个‘孙行者’的外号”。庄政还记戊戌政变后，革命派与保皇派谋划合作之际，康有为对梁启超说“千万不要上‘孙行者’的当”。

　　实则在戊戌政变之前，“行者”的称号已出现在维新派的言论中。维新派的一重要成员黄遵宪在写给陈三立的一封信里，出现了“行者”一词：

　　与此君交二年，渊雅温厚，远过其师……惟康郎琵琶嘈嘈切切，所往来又多五陵年少，遇事生风，或牵师而去，亦非所敢料。关东大汉、西游行者姑且勿论，惟学堂中所言民贼独夫与及《伪经考》《改制考》，诚非童稚所宜听受。

　　函中“此君”是梁启超，“其师”即“康郎”康有为，“关东大汉”不可考，“西游行者”指孙中山。

　　政变之后，“行者”之称也频频出现于康梁一派人物的信函之中。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一书谈到，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海外，相同的处境和相似的追求，使孙、康两党相关人员接触多起来，发展到1899年末，乃有将两党合并以谋救国之议，孙党推陈少白、康党推徐勤起草联合章程。但徐勤对两党联合一事并非真心赞同，因此与麦孟华一起写信给康有为“告变”，宣称“卓如渐入行者圈套”。“卓如”是梁启超，“行者”是孙中山。

　　其后，梁启超也称孙中山为“行者”。在1900年春写给叶觉迈、麦孟华的信中，梁启超两次用了“行者”：

　　行者之局，弟终疑之。兄等既与交疏，自不能得其底蕴，望仍遣人查察之。

　　行者党来投诚者，真投诚也。其头目未投诚，其兄反来从，亦怪事也。

　　此处“行者”“头目”指孙中山，“其兄”指孙眉。梁启超同年稍后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行者”及其衍生词汇频繁出现，还发明了“行将军”这样的称谓。

　　戊戌变法前后“行者”一词频频出现在维新派的笔下，是跟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后的传奇经历，尤其是1896年伦敦蒙难一事有关。伦敦蒙难的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孙悟空被困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却安然脱身；而国内的一些报刊，在他脱险之后，用“狡狯性成”“行止无常”一类词语加以渲染（这也正是孙悟空的特征）。因此，伦敦蒙难之后不久，他又被称为“行者”，频率之高，堪称空前。这一绰号频频出现于相关人士的笔下，显示孙中山作为革命派的党魁，知名度在迅速攀升。

　　预言行者胜利的《新西游》

　　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有没有用“行者”绰号来塑造孙中山形象、为革命作宣传呢？到目前为止，笔者发现一例。这是一篇名叫《新西游》的一千字的短小说，发表于1909年3月26日的《中兴日报》。该报发刊于新加坡，其与《南洋总汇新报》之间的论战是孙、康两党论战的一个重要场域，这篇小说即发表于论战期间。

　　小说中的“大行玉皇大帝龙驭上宾，观音圣母也升遐了”当指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在1908年驾崩一事，“招财童子”嗣位当指宣统登基一事，“康主帅”当指康有为。至于主角“孙行者”，一望可知，当系孙中山。小说开篇就说孙行者大闹天宫之后一个筋斗翻到外洋去了，这跟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之后逃到海外一事暗合。而“很老的星君”定下策略派侦探了解孙行者行踪一事，也跟清廷派侦探侦缉孙中山的做法相合。小说中所述孙行者与康主帅联合的传闻，也令人联想到孙、康两党谋划联合的旧事。

　　《中兴日报》刊发的时候，没有标注作者。那么，孙中山对于刊载《新西游》是否知情？是否同意？基本可以推断，他对此事是知情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同意的。

　　原来，孙中山与《中兴日报》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曾为该报网罗主笔，正是受他影响，邓慕韩、汪精卫、胡汉民、田桐、居正等《民报》诸人加盟该报，从而将革命与保皇两党间的论战，由日本转移到南洋。自1908年1月底到1909年5月，孙中山是以新加坡为据点开展活动，大部分时间住在新加坡。在《新西游》发表的当天以及此前一段时间，他都未离开此地。

　　《中兴日报》从创刊起，便致力从正面打造孙中山的革命党魁形象，发表小说《新西游》乃是其中的一环。可以说，《新西游》的发表糅合了该报创刊以来报道孙中山行踪中的很多素材。这些报道中有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主线，就是清廷为了拿获甚至杀害孙中山及其党羽，派了很多侦探，但都无功而返。

　　总之，浏览《中兴日报》后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该报自创刊起就着力打造孙中山的形象，这是该报从事革命宣传的重要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新西游》只是该报打造孙中山形象的一环而已。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