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夕琐谈：梁漱溟讲谈录1970-1976》
梁漱溟口述 陈维志整理 中国文史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1973年2月梁漱溟与陈维志合照
本书是梁漱溟晚年寓居时期（1970-1976）与小友陈维志的部分谈话集录，由陈维志根据个人笔记和回忆整理而成。这些谈话多简短而零散，但涉及广泛，包括自我认识、治学与著作情况、哲学与宗教、人物评价与回忆、东西文化与历史的比较、对社会与政治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健康与养生等，是梁漱溟晚年思想的独特呈现。
我只是恩师（以下皆称先生）在他晚年用心培养的一个年轻人。先生与我相聚基本都在他家中，而且大多是在清晨与傍晚。当时我已参加工作，须每天上班，并且每月只有两天的休息时间，只有早晨与傍晚是属于我的业余时间。在先生搬离朝阳区新中街的二居室前，与先生的相晤大致如此。
我在利用这些时间帮助先生与师母做一些二老力所不能及的事之外，就是抄写先生的稿件，一式两份，一份交先生保留，另一份由我学习保存。
看似闲聊实则苦心培养
先生一生都是严谨的人，几乎没有什么爱好，烟、酒、茶从无沾惹，即使是诗、词、书画、古玩玉器、珍本书、琴、棋、墨砚也无一收藏爱好。从先生身上找不出从清末、民国到解放后那种文人的任何气味，这在近代诸多名人大家中实属罕见。
我和先生相见，一般上来先谈天气再谈新闻。他有几十年不变的听早间新闻的习惯，或因时事引出一些话题，对国际新闻尤为上心；或因某名人去世，对名人的籍贯、家庭、事业有何成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他之博闻强记非常人所能。
先生见我年轻好学，且没有年轻人的轻浮之气，凡我请问的事或他思考的事或临时所遇之事，就像聊天一样与我讲述一番。每次聊天从一两个小时至五六个小时不等，先生皆顺口而出，无须有什么资料在手，而我则如旱地接雨露般细心聆听，以纸笔相随作些谈话记录，以备退而学习反思。不想，如此五六年间积少成多，整理成文字已几万字有余。在先生的日记中大多可见与我谈话的内容，就此看出似是闲聊实则是先生苦心在教育培养我。
先生自言属于“古”相
纵观先生一生，虽清苦，但也绝无衣食之忧。他生活简朴却轻视金钱。他认为钱只要能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即可，从不购置不需之物。先生每月从全国政协领取260元补贴，除去必付的房费、水费、电费、月票及简单生活费外，余下的钱大部分用来资助一些生活窘迫的朋友与学生，而我也是先生每月资助10元补贴生活的人。他的手中几乎没有什么存款。先生对我说过，钱不要分彼此，只要把它用到正当的地方就好。
先生勤俭的一生体现在方方面面。他茹素，每顿饭食量很少，但决不浪费一点食物。每次早出在外吃早餐，一般是油饼豆浆，油饼酥脆难免有碎渣掉落桌面，他皆一一拾起放入口中。先生“敬惜字纸”简直达到苛刻的地步。他晚年有近百万字的创作，但他只有誊写清晰的稿本而不见有底稿纸的存留。是先生写文章一气呵成不打底稿吗？不是。他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经常有各种会议通知和请柬，此种通知内容简单，纸上留有大量空白，信封用小刀裁开也可书写，还有台历纸的背面，这些本已无用之物，他皆用来作写底稿的纸张，无一放过，待到誊清至稿纸上，这些底稿也就弃而无存了。
近年来，由于大家对先生的关注，很多照片都被挖掘出来，但从没见有一张有笑容的照片。他一生严谨，面容冷峻，有古者遗风，初见时往往让人望而生畏。他身材不高，晚年尤为清瘦，面颊偏深，下颌较宽，额与枕部偏深的头型，双眉如卧蚕，双眼大而深沉，未到中年就不蓄发，从侧面观看酷似印度圣雄甘地。他的手指纤细而白嫩，胜似女子玉指。古人对面相有“古”与“怪”之说，先生则自言属于“古”相。
“陈为学中医有得者”
先生早年即与当代名医岳美中相识。早在1930年前后，先生在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同时建立县中医医院，他的学生裴雪峰介绍好友岳美中来邹平中医院就职，时局骤变，岳大夫离邹返乡，这是前缘。全国解放后，两人同居北京，交往频繁，名为师生，实为挚友。1971年先生介绍我拜岳大夫为师学习中医。
1980年1月17日，先生患下肢浮肿已有多日，但不自知。经家人发现，穿鞋已困难，劝去医院就诊，先生不肯，家人电话告知我。是日晚，急赴先生家中，见双足浮肿至踝关节，一向脉沉细柔的他，忽现脉浮弦，双尺脉明显，诊断为“心肾不交、肾阳虚不能制水”，即西医谓之“肾功能不全”。劝先生就诊不从。但先生允诺由我开中药处方治疗，我按张仲景的经方“真武汤”加减，服药旬日双足浮肿消退，疗效显著未见复发。
此时先生已87岁高龄，若按西医检验指标，肾功能必然不正常，但中医辨证施治补肾扶阳利水可使双足水肿消失，当为治疗老年病之上策，若一味追求生化指标正常，不惜手段给予恢复，正所谓“门板治驼背，躯直而命丧”，祸不旋踵矣。
1983年10月，先生在致老友张傲知的信中说：“陈为学中医有得者。”此或是对我三年前为先生治病之赞许。
未能“无疾有终”
1988年4月25日，先生因感身体不适，去医院就诊，下车后尚能步行前往。先生留院治疗，医院成立“梁漱溟医疗小组”。
1988年6月16日上午，先生亲属打电话告知我，先生已住院多日。入病房内见先生侧身蜷卧于床上，面色无华，神倦懒言，只招手示意与先生长子培宽大叔谈。只见床褥单上黄色污渍多处，急询问在侧陪侍的培宽大叔。培宽大叔云：“医生诊断为肾功能衰竭，化验肾功能指标高，让先生服用中药生大黄和生大黄煎汤灌肠，以解肾功指标之高。”我听后言：“请培宽大叔立即要求医生停止使用此药，可请中医会诊治疗。”培宽大叔面有难色云：“此事须听医疗小组来决定。”因公务在身，我23日从湖南返京，次日清晨车过郑州，听车内播放新闻得知，先生已于23日上午11时病逝。先生曾在1983年致张傲知的信中说道：“我自度或者有一天无疾有终邪！”呜呼！此愿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