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官场，送礼是人际交往中的常态。当时有人作《一剪梅》，讽刺这种风气：“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京信，也就是外官写给京官的信函。炭敬，字面上即冬季买炭的“取暖费”，是当时最常见的送礼名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李鸿藻档案》（简称《李档》）十五函，装裱保存了上千通信札，基本上都是光绪年间李鸿藻（见图）所收来信。李鸿藻在光绪朝历任工、兵、吏、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值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久居政治中枢，又是理学大师、清流领袖，门生故旧遍布天下。外官巴结京官，自然不会忘记这位资望隆重的“高阳相国”。

　　“炭敬”与“别敬”

　　给李鸿藻送礼的官员，上有督抚大员，下至七品知县，名义大多是前面提到的“炭敬”。官员们送炭敬的同时，一般都会附上一份贺年信，往往纯粹是一些吉祥而空洞的套话。如李鸿藻门生汪鸣銮的信函：

　　敬启者：于役天涯，光依北斗。宜春日下，瑞蔼东郊……

　　敬呈咏梅百韵，伏乞哂鉴。

　　最后的“敬呈咏梅百韵”，字面上是说呈送一首咏梅的百韵诗，其实是赠银一百两的雅称。《李档》中的这类隐语，大多以赠诗为名，如“附呈献岁诗二十四韵”“外呈消寒百咏”“谨呈椒颂五十韵”“谨赋辛盘双柏”等。无论名目如何，关键只在后面的数字（“双柏”即“双百”）。

　　外官送给李鸿藻的炭敬，一般在五十两至二百两之间，视送礼人官职的高低肥瘠以及双方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定。在《李档》中见到数目最大的两笔炭敬，来自崇光与文珮这两位粤海关监督，金额都是一千两。粤海关监督是著名的肥缺，炭敬自然格外丰厚。

　　向李鸿藻送礼的人也包括京官。京官收入普遍较低。当时有某位翰林作诗形容众多“穷京官”的窘状：“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这里提到的“师门二两银”，指门生拜门以及此后每逢年节馈赠老师的礼金，即所谓“贽敬”，二两银子是能够送出手的基本数目。在《李档》中，最寒酸的一笔贽敬来自李鸿藻门生孔祥霖的某次拜年：“谨呈福宝二元，藉为椒颂，伏望莞存。”两块银元的贽敬，甚至低过了最起码的“二两银”（银两与银元的比价一般为 1 ∶ 0.7 左右）。

　　除最重要的炭敬外，还有其他种种馈赠名目。晚清官员何刚德记载：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

　　所谓别敬，则是外官来京引见、召见之后出京时向京官的赠礼。如光绪二十年广西巡抚张联桂致函李鸿藻，提到“去春联桂出都时曾赋留别之章”。也就是说，上年张联桂出京时曾向李鸿藻馈赠别敬。

　　此外，当时还有所谓“三节两寿”的送礼名目，即春节、端午、中秋与长官（或老师）及其夫人的生日。《李档》里的例子：安徽学政李端遇写信祝贺端午，最后“附呈端阳百咏，恭求钧诲”——送银一百两。

　　请托与礼品

　　不逢年不过节亦非道别的时候，也有人给李鸿藻送礼，这种场合一般是有所请托的。有个名叫上官心广的官员，曾经署理湖南衡山县知县，自称“小门生”（一般指门生之子），向李鸿藻这位“太老师”奉上“仪敬百金，外附门上茶敬拾金”。所谓“仪敬”，就是实在没有什么名目好讲的礼金。“门上茶敬”则是送给李家门房的，即俗称的“门包”。他所求的事情，是“致函中丞调剂”，也就是请李鸿藻向湖南巡抚美言几句。

　　除礼金外，《李档》中也不乏赠送礼品的材料，形形色色，有轻有重。李鸿藻的老下属、时任长芦盐运使的额勒精额某次贺年时，赠礼是“绍酒两坛、金腿（金华火腿）两肘、鱼翅两桶、海参两桶”。谭嗣同的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某年端午致函贺节，附送湖北特产荆缎衣料八件、被面四件。李鸿藻的门生、安徽按察使赵尔巽听闻老师患病，派亲信前往祁门采办两斤名贵药材野术（野生白术）寄来，并强调“虽品第未能深悉，然确是野术，并非栽种”。署理常州府知府詹鸿谟，可谓众多送礼者中的一股清流。他办理漕粮海运时，顺便派部下给老师送来“惠山泉水二十坛、香稻米一石”，都是当地土产。东西很重，值不了几个钱，千里迢迢运到京城，却显得很实在也很用心。

　　至于送给李鸿藻的寿礼，比较普通的是燕席（以燕窝为主菜的酒席）、烧猪、烧鸭、绍酒、寿桃、寿面、红烛之类。有一件礼单开列了六样价值不菲的书画古玩，很可能也是寿礼：“瑶华道人立轴成匣、荣郡王山水立轴成匣、张浦山山水立轴成匣、张玉川山水立轴成匣、古铜卤器成匣、金翠蓝炉成匣。”这也是《李档》所体现的唯一一例送这种礼品的情况。

　　是否收受？

　　这些礼金与礼品，李鸿藻是否收受？从《李档》看来，可以证明至少有若干赠礼是被李鸿藻拒收的。张联桂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十月二十四日致函李鸿藻，说完军政事务之后另附一页短简，如此写道：

　　再，远隔光仪，莫名渴慕。去春联桂出都时曾赋留别之章，未荷录存，正深歉仄。固知清风亮节，不肯稍囿俗情……

　　所谓“未荷录存”，也就是说李鸿藻没有收下张联桂上年赠送的别敬。我在《李档》中见到几件信封上有李鸿藻“外件璧”的亲笔批注，也就是信件留下、赠礼璧还的意思。

　　不过，李鸿藻也不至于拒绝一切馈赠，比如来自清流同道的炭敬。据学者茅海建与白谦慎发现的两份礼单，清流健将张之洞与吴大澂在甲午战争前后都曾向李鸿藻赠送炭敬，数目分别是一百两和二百两。而且，倘若李鸿藻当真一文不取，仅靠俸禄恐怕很难维系全家在京师的体面生活。

　　《李档》当中，也有着李鸿藻收受礼金的证据。有一张粉红色笺纸，上面写着：

　　五佰六拾四号／见条付京平松江银贰佰两正／谦和瑞（照付）。

　　在它的前一页，则是一个注明“炭敬贰百两”的小信封，应当是与之配套的。从排序上看，它们应当是松椿（在光绪朝历任江安粮道、山西按察使、直隶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贺年信的附件。“谦和瑞”是北京的一家著名银号，外官向京官赠送各类礼金，往往由这样的银号或票号经办。这张信笺相当于凭票即付的支票，后加的“照付”二字则说明已经兑现。

　　李鸿藻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六月二十六日病故。亲朋故旧的奠仪，成了送给他的最后一批礼金。根据《李档》，可以知道部分吊唁者的身份与奠仪的数目：两江总督刘坤一（一百两）、漕运总督松椿（二百两）……赠送奠仪最多的是湖北巡抚谭继洵（四百两），最少的则是翰林院编修费念慈（八两）。

　　李鸿藻去世后，上谕对他的盖棺论定是“守正不阿，忠清亮直”，他的品行也当得起这八字考语。李鸿藻身后，清末官场风气愈发江河日下。在奕劻、载振之流巨贪眼中，李鸿藻当年收到的“菲敬”必然更是不值一哂。　　  （摘自《读书》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