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周素园在省政府大会上作报告

　　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进入贵州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及周围地区后，建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注重团结各阶层人士。其中，毕节民主人士周素园在了解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后，不顾体弱多病，毅然追随红军进行战略转移。

　　读马列著作的“地主”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时期，他先后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多年奔波，他见贵州仍是军阀混战，心灰意冷。于1925年回到家乡，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快要转移到毕节时，当地专员劝周素园一起逃走。他果断拒绝说：“我不走，要走，你撤走。不要跟红军为难，何况你们也打不赢红军，莫去拿鸡蛋往石头上碰。”部队进入毕节后，红军战士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行动，一度认为周素园也是“土豪劣绅”。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从他家中找到大量被国民党严令禁止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马列主义哲学》等。其中，有些书被批注得密密麻麻，可见他曾仔细研读过。惊叹之余，红军战士将这一情况报告给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

　　王震随后前去拜访。一见面，就问周素园：“老先生，你当过大官，红军来了，为什么不跑？”他答道：“我当过大官，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又没发过不义之财，没得家产，两袖空空，何必跑呢？”王震又问：“你有不少马列主义书籍啊？”他说：“孙中山的革命失败了，如今中国乱成这个样子，我总该寻求救中国的真理……可惜人老了，只能纸上谈兵。”

　　王震大为感动，向贺龙进行了汇报。之后，王震等人经常拜访周素园，向他宣传我党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必要性。

　　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在毕节期间，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由于他为人正直，在西南军政界有相当高的威望，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此外，周素园还充分利用与滇军上层人士的故旧关系，开展统战工作，分别给龙云、孙渡等人写信。这些信件，对于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实行分化瓦解起到积极作用。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

　　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1936年2月底，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撤离毕节，实行战略转移。周素园得知这一消息后，找到组织表示要随军转移。贺龙、王震等人担心其身体吃不消，他却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贺龙听了十分感动地说：“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你，我也要抬着你走。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

　　周素园随红军转移的消息传出后，令国民党当局震惊。3月12日，何应钦致电驻黔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贵州省政府主席吴忠信，称周素园近在毕节被掳去，“祈查明设法营救为祷”，企图阻止他离开。实际上，周素园与贺龙、王震等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同桌而食，同室而眠，朝夕相处，苦乐与共”。

　　长征途中，为打破敌人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周素园利用社会关系给滇、川军政首脑写信，劝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红军北上抗日的正义行动。

　　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

　　1936年12月，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在延安期间，他积极给国民党的党政要员写信，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在给何应钦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共党主张类能顺应潮流，领导群众；而蒋氏一切施为务与此八字相反。”在劝说吴忠信的信中阐明了追随红军长征的理由：

　　……本年二月，值萧、贺过境，逐慨然攘臂，从之西行。先生，我知道自己的力量渺小到不足挂齿，但这个死所，却被我寻觅着了。

　　同时，党组织也给予周素园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1937年8月，因足疾复发，他生活难以自理。他觉得成了累赘，于是产生回贵州继续为我党工作的念头，便写信给毛泽东。10月6日，毛泽东回信道：

　　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

　　23日，周素园离开延安，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到西南各地进行统战工作。1949年11月，贵州解放前夕，周素园在毕节组织支前委员会，劝说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为解放贵州作出积极贡献。　　 （摘自8月23日《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