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高僧玄奘（见图）口述、辨机笔录而成的《大唐西域记》，早在清咸丰五年（1855）被译为法文出版。接着，英译本、日译本先后出炉，开始在世界各地流传。今天，在中西交通史、印度和中亚各国历史、古代地理、佛教史等研究领域，《大唐西域记》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重建印度史

　　印度人想学本国历史，没有二十四史可看。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1978年，印度历史学家阿里给季羡林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这些著作中，没有一部可以代替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进而言之，要想了解7世纪以前的印度，只能依靠《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英国的印度史专家史密斯说：“（玄奘）几乎访问了印度的每一个省，记下了对这个国家的古迹、人民和宗教的无数正确观察。”

　　这些评价并非过誉。该书卷二讲印度时，包括了释名、疆域、岁时、邑居、衣饰、馔食、文字、教育、佛教、刑法、赋税、物产等多项内容，把当时印度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写了个遍。比如关于印度的名称，玄奘写道：

　　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

　　还比如，玄奘对古印度许多城邑和寺院的地理位置的描述，为近代以来对王舍城、鹿野苑、那烂陀寺等遗址的考古发掘提供了重要线索。其中，英印殖民政府时期，考古调查局局长、考古学家坎宁安在重建大菩提寺时，在寺址方位、建筑图案和使用材料的选择上都参考了《大唐西域记》。

　　至于印度古代许多大事的记载，《大唐西域记》更是一座宝藏。比如关于毗卢择迦王、阿育王、戒日王的故事等，都有翔实的论述。以至于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评论说：“我们记述的有关曷利沙弹那（即戒日王）的绝大部分事实都来自一个游方僧的惊人的记载。此外，这些记载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印度当时情况的图画，这种图画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百国风土记

　　读书就要读元典，玄奘很明白这一点。为考查佛经源头、研读佛典原文、寻求佛教的本质，贞观元年（627）秋天，玄奘从长安向西出发，经河西走廊，过秦州（甘肃天水）、兰州、玉门入新疆，取道伊吾（新疆哈密）、高昌（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越凌山（天山山脉的穆素尔岭），转经中亚细亚、阿富汗，登大雪山（兴都库什山），到达北印度。贞观十九年（645）正月，玄奘回到长安，历时19年，跋涉5万余里。第二年，《大唐西域记》写成，共分12卷，10余万字。

　　这部书素有信史之称，皆因玄奘不是一味低头赶路，而是边走边记。在书中，玄奘自述：“访道远游，请益之隙，存记风土。”唐代史学家敬播给《大唐西域记》作序称：

　　尔其物产风土之差，习俗山川之异，远则稽之于国典，近则详之于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

　　就这样，全书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记述了100多个“国”，涉及范围包括南亚、中亚直至地中海以东地区、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等地。

　　在记述时，玄奘还设计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章法，就是不管长短，尽量涉及这些地方的地理环境、山川形势、物产气候、城邑关防、交通道路、种族人口、风土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很多内容为史籍所仅见，或者是最早提出。比如卷十二关于“波谜罗川”及其为葱岭最高点，是中外历史上首次关于帕米尔的记载。

　　文学东渐桥

　　“一个人名叫杜子春，不务正业，耗完了家产之后，遇见一个老人，几次给他钱用。最后他到华山去见老人，老人却是个道士，供给他酒饭之后，教他忍受一切境界，不动不语。以后他经历恶鬼、猛兽、地狱等种种魔障，都没有出声，最后托生为女人，生子，孩子被大夫摔死，因为心情激动，不觉失声。”张中行这样概括唐传奇《杜子春传》，特别指出：“这个故事情节很新奇，对后来的俗文学作品有不小的影响，例如《醒世恒言》中的《杜子春三入长安》，清人戏曲《广陵仙》和《扬州梦》，都是演述这个故事的。”

　　这个情节新奇的故事，来源是印度，是《大唐西域记》。玄奘去印度，在探求佛法真谛的同时，采获了很多佛教传说故事，传回东土，影响了中国文学史的进程。比如卷七记载的“烈士池及传说”，讲述了一个“弃绝贪爱，方成大道”的宗教劝诫型故事，传到中国，“印度隐士”换上了“中国道士”的道袍，加入中式道德说教，就有了一系列“杜子春”的故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

　　天竺故事进入中国的重要桥梁之一，就是《大唐西域记》。中国历代文学家从中有意无意地借鉴——或者用时兴的名词“致敬”——的故事，还有很多。除“杜子春”，最有名的莫过于《西游记》，其中很多情节都能在《大唐西域记》中找到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