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8月出版
这是一部珍贵、鲜活的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史的学术著作。全书详细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界的思潮、事件与争论、创作、编辑与出版等20世纪70年代末至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界的各种面相，真实再现中国当代文学史种种鲜活细节。
放下笔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在进复旦大学读书之前，我（见图）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最喜欢哲学和诗歌，最早是写诗。后来我考进了复旦大学，入学后要参加兴趣小组，我进了小说组。我们小说组的组长叫倪镳，他专门负责墙报的稿件。
记得有一次上鲁迅作品分析课的时候，我们的邓老师讲到狼吃阿毛的故事，她说许寿裳先生评价鲁迅《祝福》的一段话很值得人思考，原话是：“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这话对我触动很大，虽然当时报纸上到处说“四人帮”对中国社会造成了破坏，国民经济到了怎样崩溃的局面，但我觉得，“四人帮”给社会造成的破坏，更多在于人的精神和心灵，大家心里都有伤痕，“伤痕”的主题就是这样冒出来的。
听完邓老师的课，我在放学的路上就想写东西表达这样一个主题，关键是怎样把它编成一个故事。这个小说准备反映父女、母女、父子的关系都可以，最后想到写一个母女的故事，因为女性的故事更容易打动人。确定后我就坐在床上，一边抱着枕头一边靠着墙就开始写了，写了一会儿后，宿舍里的人多起来，很吵闹就写不下去了，毕竟这是一篇小说，不是一两千字就可以完成的，第二天也只是写了小说前面的一部分。到了星期六晚上，我到未婚妻家去，就在他们家楼上的一台缝纫机上，从晚上六点写到深夜两点，因为是一气呵成，写的时候很多没想到的东西就自己流露出来了，放下笔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伤痕》的写作完全是一种纯粹的写作，没有一点雕琢的痕迹，我把自己家庭的遭遇也融入进去了。
墙报周围围满了人
起先我把稿子给一位老师看，几天之后，老师对我说：“卢新华，你的稿子写得很好，蛮感人的，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典型性，建议你去看下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我一听心里像泼了冷水，随后我又给同班同学看，他们都不以为然。这对我的打击还很大。
写《伤痕》的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第一，我要以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第二，要用我对生活的体会来写东西。我想要看到的是真实的生活，如果作品不真实的话就没有生命。
大概过了好几天，倪镳找我要稿子，他说新的墙报马上就要出了。我已经把墙报的事情给忘记了，本来准备重新写一篇，但因为时间来不及，只好把《伤痕》给他拿去。倪镳一看，就把它当成墙报的头条处理。他把十七八张的稿子贴到墙报上后，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贴出去直到《文汇报》发表，墙报周围都围满了人看。
有一天，我要去洗漱经过走廊时，看见墙报那里怎么有这么多人，我跑去看，发现大家都在看我的小说，而且都在擦眼泪。这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的小说还是很成功的。
你知道《伤痕》是怎样发的？
我是1978年4月中旬投给《文汇报》的。他们接到稿件之后，决定把作品打成大样、小样，然后广泛发到上海知名人士手中，征求他们的意见。
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等了三个月，在最后要发表之前，他们给了我修改意见，一共是16条。比如为了使得小说不要过于压抑，要在小说的结局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又比如小说第一句说车窗外“墨一般漆黑”，怕别人质疑说：“‘四人帮’都粉碎了，天怎么还会一片漆黑？”于是我改成了“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附加了一句“这已是1978年的春天了”。稿子都是自己改的，其实还是按照当时的主旋律来改，现在想想他们给的重要意见有点牵强，这16条意见变相反射出那个时代的思想局限，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是冒着政治风险来发《伤痕》的。
直到8月11号，稿子终于发出来了。小说正式发表以后，《文汇报》连着刊出了一批相关的理论批评文章。
《文汇报》发完《伤痕》的第一天，报纸顿时供不应求，《文汇报》又加印了150万份，但还是脱销。我的一个朋友骑自行车跑遍复旦附近的邮局，都没能买到报纸。我接着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很多人还以为我是女孩子，信件开头就叫我“新华大姐”。
《伤痕》发表后，有个叫陈奇的艺术家来复旦朗诵，把我介绍给赵丹，赵丹他们看过《伤痕》很感兴趣，就想拍成电影，让我做编剧。因为要拍《伤痕》，我跟赵丹家里的人联络比较多，有一次他的儿子赵劲给我讲：你知道《伤痕》是怎样发的？我说：不知道，你说说看。
他说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就住在他家旁边，洪泽的女儿是他高中同学。而洪泽和马达（时任《文汇报》党委书记、总编辑）的私交不错，《伤痕》的稿子是马达带给洪泽的。马达认为发表后肯定会引起争议，为了尽量减少政治上的风险，他决定听一下洪泽的意见。一天洪泽的女儿放学回家，洪泽把她叫过来说：“《文汇报》送来一篇稿子，你看一下，如果写得好的话我就发了，你说不好我就给枪毙掉。”她看了之后，哭着对她爸爸说：爸爸一定要发，不发我就跟你断绝关系。后来洪泽就签字了，马达也跟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