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访南极的中国外交官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任职。1981年10月，我陪同新到任的大使拜会阿根廷国防部的一位将军，临别时，这位将军突然提出：当今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在南极建立科学考察站，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应在南极“有一席之地”，应尽早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考察基地。在这方面，阿根廷愿意协助和合作。
我使馆立即将这则信息报告国内，得到了积极回复。两周后，国家新成立的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琨率队飞抵阿根廷，表示南极考察委早已商定拟在南极洲筹建第一个考察站，中国驻阿使馆提供的这一信息重要而及时。
阿根廷得地理之便，是最早开展南极考察的国家之一，在南极建有多个常年科考站。同时，阿根廷是《南极条约》的缔约国之一，是我国南极考察的理想合作伙伴。据此，我们联系阿根廷相关部门，安排郭琨一行奔赴阿根廷的南极科考站，进行首次考察访问。此后一年多，郭琨团队三度抵阿，依托其基地在乔治王岛上实地勘察，最终选定了长城站的站址。
“南极装”几乎全是橘红色
为了让我这个外交人员也了解一些南极的知识，阿根廷相关部门邀请我去他们的一个南极站，同时，我国使馆正好派人慰问在那里进行气象考察的中国专家。就这样，我成了第一个访问南极的中国外交官。
1982年2月中旬的一个正午，位于南半球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值盛夏，一架阿根廷空军C-130运输机从首都起飞，向南飞行。机上乘客除了我和大使馆的一位同事外，还有6位当地企业家和一名记者。宽敞的机舱内堆满了运往南极基地的生活补给和机械设备，我们这些“旅客”分坐在舷窗旁用帆布带编成的软椅上。
我们的目的地是马兰比奥南极科考站。我们的“专机”飞行4小时后在阿根廷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的机场降落加油，这里是飞向南极的最后一个航空站，我们在那里关注前方的气象预报，待命续航。
翌日凌晨4时，前方传来消息可以起飞。我们立即换上整套“南极装”，我数了数，从头到脚，里三层外三层，共15件衣物，除了内衣和袜子，全都是橘红色。这种特制的服装可抵御零下40℃的严寒，鲜艳的颜色方便人们在白色环境中辨认。
“大力神”再次起飞，向马兰比奥科考站进发。马兰比奥站是一个设备完善的气象考察中心，也是一个能够降落大型飞机的基地。这个基地离我国即将建在半岛西侧南设得兰群岛上的南极长城站相距不远。
3个半小时后，飞机落地（见图）。走出机舱，一片极地风光映入眼帘：碧空万里，白云朵朵，高低起伏的地势和远远近近的岛屿无不覆盖着厚厚的冰雪，湛蓝的海洋里漂着大大小小的浮冰和冰山，好一个天高地阔的银色世界。
“喷火”马桶与房屋钢架
在马兰比奥科考站四周环顾，我发现了一幅奇妙景色：皑皑白雪中，4排橘红色的金属房子组成一个“册”字，附近是两个长方形的仓库建筑物，远处有3个大圆球状的雷达站，2红1黄，鲜艳夺目。一座状似高脚酒杯的白色金属架拔地而起，那是气象卫星信号的接收设备，再远处，钢板铺成的小机场上停着一架“雪橇式飞机”。
基地热情的“南极人”把大家引入室内，里面非常温暖。由于基地食物供应有限，一般来访客人都是自备食品和饮料。同行的阿根廷朋友吃自己随身带的面包和罐头，我们两个中国人被好客的站长奥坎波带进宽敞舒适的餐厅，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中国气象工作者卞林根虽然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但他已是“老南极”了——之前刚在澳大利亚南极基地待了一整年，现在又与阿根廷同行一起探索极地的气象奥秘。在站长和卞林根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基地各项设施。
室内的气象中心里，各种精巧的仪器记录着室外观测塔传来的数据，电子屏上显示着极地气温、湿度、风力和风向等数据。参观途中，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基地的厕所不用抽水马桶，而是“喷火”马桶，一按电钮，粪便就立即被喷出的火焰烧成灰烬。站长说，严防污染是“南极人”必须遵守的准则。
走出屋外，可以看到所有的房子都用钢架架起，因为南极常刮大风，一米多高的通风道既可减少房屋风阻，也能让风随时吹走下面的积雪。
建筑长城的精神开发南极
奥坎波向我们透露，附近的南极站在进行人类适应南极自然条件的有趣试验，一对对阿根廷青年男女志愿来南极结婚、生儿育女，当时已有20多名儿童在那里长期生活，申请“到白色大陆安家落户”的人数不断增多。有的站点在扩建机场，计划开辟夏季旅游点，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
我们贪婪地把每一个新奇的南极景物放进镜头，尽可能多地同那些南极工作者交谈。由于飞机当晚就要赶回阿根廷首都，我们来不及跑到远处和被称为“南极主人”的企鹅合影，更没有时间去海边寻找有科学价值的贝壳化石。奥坎波好像感受到了我们内心所想，他给每个来访者发了一张卡片——印有冰山和企鹅的“南极证书”，还赠给我一块汤碗大小形状怪异的岩石，上面嵌着贝壳和鲨鱼牙齿的化石。我回赠给奥坎波一本中国长城画册，他非常高兴，紧握着我的手说：“我衷心希望中国人早日用建筑长城的精神来同我们一起开发南极。”
经历40多年的发展，我国南极科考事业已获诸多成就。
（摘自10月30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