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三祖雕像，左、中、右分别为方苞、刘大櫆、姚鼐
在清代诞生了桐城派的安徽桐城，素有“天下高文归一县”的美誉。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将桐城派发展成为清代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文派。追寻他们在京城留下的足迹，可见其毕生缩影，亦可见其精神品格之所在。
儒士方苞的坚毅不屈
方苞（1668—1749）被视为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他自幼聪颖，24岁入京城国子监，文名鹊起。日后的方苞历经三朝更迭，主宰文坛三十余年。
丰台的芍药园，京郊的潭柘山，都留下了方苞的足迹。康熙五十七年（1718）四月，方苞与寓安等友人慕名前往丰台王氏园，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只有零星数畦。《兰亭集序》式的兴衰感一触即发，方苞开始缅怀“千亩相连，五色间厕”的昔日奇观，进而追悼前半生。
同样的衰疾羁孤之感，在不久之后的潭柘之行再次袭来。方苞好友前来拜访，于是再次出游，同往潭柘。他们的旅途充满艰辛，但他在这里有幸遇见了峰回路转。山中林泉清淑，让他仿佛徜徉在吴越溪山的故园幻象中。他在龙潭石边久坐忘归，进入了庄周“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
方苞居京时间较长，为何独在这年出游时留下《游丰台记》《游潭柘记》这两篇仅有的都中游记？回望方苞一生，和传统多数文人一样，出仕京城与退隐家园对方苞来说也是一道难以回答的人生难题。
康熙五十年（1711），方苞43岁。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给方苞带来人生重大转折。此年之后，他牵连下狱，被判绞刑。狱中两年，沉潜研治礼学，贯彻诸经，坚定了治学求道的信念。幸而康熙皇帝爱其学问，得以免死，迎来了仕宦、学术与辞章事业的新生。敕编《钦定四书文》，纂修《三礼》，赢得生前身后名。但是与此同时，他隶归旗籍，不得南归，陷入漫长的矛盾与痛苦中。丰台芍园与潭柘溪山，铭记了方苞这段曲折的心路历程。直至乾隆七年（1742），方苞才辞归江宁，回归他魂牵梦萦的故园，著书授徒，奔赴久已向往的生命价值。
文人刘大櫆的雄才胆略
方苞弟子众多，惟对桐城后学刘大櫆（1698—1779）青睐有加。雍正四年（1726）初识刘大櫆，便以为“昌黎复出”，视之为“国士”。乾隆十三年、十四年，方苞临终之前，刘大櫆寓居方苞家中，学文问道，接过了桐城文章的薪火。
与方苞相比，刘大櫆更像一位传统文人，才华横溢，爽朗不羁。大慧寺与万柳堂便留下了他胆识雄富的掠影。
刘大櫆游大慧寺，是在雍正三年（1725），此时他初至京城，对自己的未来满怀憧憬。大慧寺是明代武宗朝司礼太监张雄所建，至清代还竖立着大学士李东阳撰写的碑文。大慧寺为何会得到太监的重视？李东阳为何会为阉党撰文？刘大櫆在《游大慧寺记》中犀利地揭示了背后真相。他了解到，太监因死而无后，便想出了请僧人为他们守冢，请贵官文人为他们撰文，来实现人生不朽。而对李东阳应承撰文，刘大櫆持批判态度，也为自己立下自得其为我，不交欢于权贵的人生信条。
同样犀利的思想，再次复现于《游万柳堂记》之中。万柳堂原是康熙朝大学士冯溥斥巨资修建的精美别墅。刘大櫆曾三至此园，目睹了它的急遽衰败。落花流水，万物枯荣，刘大櫆说，只要追求自得便好，不必去追求那些终将衰败的富贵。即便身处富贵，也应心怀忧惧，更没有必要为了追求享乐或夸耀于世，而吮民脂膏。文章短小精悍，呈现了刘大櫆“明义理，适世用”的重要思想。
然而刘大櫆年轻时的英气与用世抱负，并未在长达九年的京城岁月间实现。他最终放下了科举考试的执着，南归故里，投身教育，担任黟县教谕，先后主讲于安庆敬敷书院、歙县问政书院，为桐城文章的传承打下坚实基础。
师者姚鼐的博采众长
乾隆四十二年（1777），回归故里的刘大櫆已经八旬，姚鼐（1731—1815）写了篇文章为他祝寿，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而姚鼐也主动扛起旗帜，成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天，姚鼐辞京南归。姚鼐这一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在泰山之行得到了印证。
姚鼐《登泰山记》中对泰山的地理历史介绍，多来源于地志知识，或姚鼐的亲自脚步丈量。但姚鼐在接近零度写作的客观记述中潜藏个人情思的表达。他写自己“从京师乘风雪”而来，最终到达日观峰，见到日出时“苍山负雪，明烛天南”的澄明之景。这段游历，其实象征着他选择辞京南归的心路历程。
对姚鼐来说，披风冒雪的艰难，是寓居京城的精神写照。乾隆二十八年（1763），姚鼐第六次参加会试，最终考到二甲，授庶吉士，从此主要生活于京城，官至刑部郎中，成为四库全书馆纂修官之一。但姚鼐是一个有圣贤追求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深感自己“不足有为于朝”，于壮年之时辞去京中官职。
泰山日出，于他而言意味着人生的新开始。他南归以后，曾执掌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徽州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极大发展了桐城派的文章与学术。他的重要贡献，便是编纂了《古文辞类纂》这部经典古文教材，提出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文章理论。他将方苞、刘大櫆系于唐宋八大家之后，完成了桐城派接续古文正统的学术建构。
（摘自11月9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