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杨照著《不止江湖》,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何谓“侠”
金庸文笔极难翻译,不仅金庸所描述的“武”不容易翻译,译者还要面对另一个更棘手的难题,这其中涉及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即中国的“侠”。究竟何谓“侠”?西方译者很难掌握“侠”的概念,但即使在中国传统社会及文化当中,“侠”也是个矛盾的存在,同时具有高度理想性与暧昧性,以武勇暴力行侠仗义的同时,也在破坏社会安定。
从中国历史事实来说,“侠以武犯禁”,基本上就是在对抗国家力量,或对应于中国传统秩序而言,长期以来是社会组织当中坚不可摧的两股力量。历史最悠远的一股力量来自宗族、亲族及家庭,中国一切社会组织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亲族系统。
宗族之外,另一股中国传统秩序的力量,当然来自国家或朝廷。当国家法令与亲情相冲突时,中国人常常陷入两难困境,挣扎于不孝抑或不忠之间,致使中国社会无法落实普遍正义;所有正义原则皆须在五伦纲常、传统道德观的原则下,做各式各样的调整与妥协。
“侠”为何存在
所以“侠”为何会存在?因为在中国传统秩序下,现实中不存在普遍正义,而“侠”代表着离开国家法令、亲族系统后可以实现普遍正义的概念。及至近代,为何武侠小说会蓬勃发展?相当大程度是因为社会现代化后,传统宗族系统及国家体制不断遭受打击,因而维持表面正义的传统体制日趋瓦解、崩溃,人这个时候如何应对?唯有逃避,或是想象一个有正义及秩序存在的特殊世界。
近代武侠小说崛起于混乱局势之中,旧有传统社会结构及正义秩序瓦解,武侠小说才能举起正义大旗,升起正义之声,迎合读者需要。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吸引读者目光,在于小说家所设下的诱饵——江湖、武林——自成一独立世界。
换言之,在中国现实社会结构中,国家朝廷如此强大,亲族、宗族系统如此不可违逆,这与江湖武林的虚构社会产生了矛盾,因为“游侠”必然在体制外以武犯禁。“游侠”不在国家朝廷体制之下,也不属于宗族亲属系统,游侠活在一个特殊空间,自有另外一套秩序,但他们必须付出代价,随时准备舍生取义,或是不断逃亡。
翻译任何一本武侠小说,包括金庸武侠小说在内,一定会面临价值系统的问题,或人生的抉择、理解与体会。从西方思维来看,人为何想从国家、朝廷或亲族系统游离出来,不难理解;譬如黄药师支持杨过反礼教,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人不一定要受到传统及社会规范的约束,人脱离国家、宗族系统,就是为了追求自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自由人。因此,从西方价值观来看,必然是个人主义对应国家与宗族系统。
中国的“侠”
金庸在小说中叙事时,其实很少探讨自由,他笔下的侠士不以追求自由为人生目的。相反,这些“侠”最突出之处非但不是追求自由,反而是如何选择“抛却自由”。举例而言,郭靖为何能成为大英雄?因为他有机会选择自由,却拘束在国家大义的道理之下,无论是黄蓉或华筝都无法撼动他的抉择,抵御外敌、国家大事是他优先考虑的事。他最后的选择都是不自由,还有至高重要的事凌驾在个人自由之上,这就是中国的“侠”。
中国侠士精神不崇尚自由,他心中永远都有国家大义,所以太史公笔下的游侠郭解和朱家他们的存在有其矛盾;他们从国家、宗族系统中游离出来,成为游侠,但他们毫无自由。他们是为了追求正义,而舍弃个人身份,而转变为“侠”,而成为亡命之徒。以正义为名,他们就会渐渐吸引一批追随者;以正义为师,他们就会以游侠组织来凝聚正义力量。
换言之,离开了国家、宗族,这些侠就不得不进入非国家、非宗族的组织。所以,武侠小说存在一种矛盾,意味着游侠从一种团体游离出去,而行于另外一个平行空间——武侠空间,这个空间在武侠小说中极为重要。
金庸的武侠世界仍然依循中国传统价值观,他笔下描绘的江湖组织当然是不自由的。几乎所有金庸武侠小说都涉及民族意识。例如说,侠首先是作为汉人而存在,所以凡是遇到其他民族,譬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及《碧血剑》这三部小说都围绕着金人、蒙古人、满人入侵中原展开,作为汉人必然与这些民族在民族认同上有所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完全不是个人所能选择的,你生来就是汉人,必须站在汉人的立场上思考,这是你的第一个团体属性。
追求自由的侠
这种民族认同上的归属感,及至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有了截然不同的发展。《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与之对比,同样是反清复明,陈家洛作为红花会掌舵,他始终不忘恢复汉人大统。
但到了《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他虽然也是天地会中人,但从小说叙事来看,读者可以捉摸出韦小宝并不十分认同天地会宗旨,他游离在反清复明团体之外。
江湖帮派、武林团体是十分重要的存在,几乎每一个“侠”都必须属于某个帮派。他不是华山派弟子,就是武当派弟子,即使张无忌后来成为明教教主,他的身世也仍然源自武侠派系武当派。在传统武林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侠纯粹以个人而行走江湖。
金庸武侠小说是新武侠,所以有其特殊与创新,金庸笔下有少数几个侠以独特方式闯荡武林。譬如杨过,杨过心中不以公义为至上,他为人处世重私情,所以他基本上不属于任何组织,与郭靖迥异,他身上完全没有陈家洛、袁承志的特质。我为什么不断强调《鹿鼎记》的文学成就?因为金庸终于写出一个追求自由的侠,韦小宝完全置身于国家大义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