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书
在父亲周文和母亲郑育之（见图）遗留下来的许多宝贝中，有一本奇怪的书，不大，大约长十二公分，宽九公分。20世纪90年代，我拿着这本奇怪的“书”左看右看，文字的排列，既不像字典，又不像文学书籍，每个字下面都有四个阿拉伯数字，每页最上面和左右两旁空出的地方不知是不是父亲用毛笔写上了从1-9的排列数字，可每页位置又不统一。终于，在这本书的侧面我找到“电码新编”四个字。我拿着这本《电码新编》去问母亲，母亲简单回答我：“这是你爸爸用过的密电码。”
当我在1996年编写《周文年表》时，却傻眼了，那本自以为已经搞清楚是父亲使用过的“密电码”，却怎么也写不进《周文年表》，它是怎么来的？又在什么时间内使用过？它的内容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是年表里必须要有的。再想问母亲时，她却因为身患重病回答不了了。所以，在2014年《周文文集》出版时，年表里就缺了关于这本“密电码”使用时间、内容、经过的记录。
直到2022年的一天，我看到了署名“同人”的长篇文章《上海秘密电台》，文章中提到了李云回忆冯雪峰的事，还有我父母为电台电文所做的事：1936年冯雪峰来到上海后，父亲周文担任他的秘书，他将从延安带来的密电码交给周文，叫父亲负责翻译密电码……我终于把电台和密电码的事情搞清楚了。
“周文是可靠的”
父亲周文1932年参加革命，后参加左联，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郑育之1932年参加左联，1934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他们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积极为党工作。1933年，远东反战大会召开之前，参与大会筹备的冯雪峰调动了左联、剧联、社联、美联等各团体的骨干参与筹备工作。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参加了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他们除了为会议代表购买食品与用品，母亲还在会场参加保卫工作，父亲在会外做宣传工作。
1933年9月30日，在党的领导下，远东反战大会秘密召开。国民党得知大会召开的消息后，疯狂地抓捕共产党员，参与掩护工作的黄霖和我母亲都被捕入狱。冯雪峰在反抗敌人抓捕时机敏地逃脱，上级为了他的安全，调他到苏区去工作。此后，党在上海的机关被敌人多次破坏，留下的党组织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但很多共产党员都胸怀革命信仰坚持为党工作。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站稳了脚跟。4月，冯雪峰受中央委派赴上海了解当地党组织的情况。冯雪峰抵沪后在鲁迅家住下，他先了解党员作家的情况，说到周文时，鲁迅说：“周文是可靠的。”冯雪峰对父亲是了解的，他提出要见周文。于是鲁迅写信给周文，请他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去见一位朋友。周文如约而至，在四川路桥下面的天潼路车站见到了冯雪峰。从此，周文负责冯雪峰的内部交通（即中央驻上海联络处的交通），他将上海的工作汇报、请示报告及物资送往西安秘密联络处（1937年改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中央。10月起，周文担任中央驻上海联络处秘书，除帮助冯雪峰起草、保管文件外，他还担负秘密电文的翻译工作。直到1937年4月，刘少文从延安带来新的密电码后，翻译电文的工作由新同志接手，父亲的密电码本才停止使用。
上海秘密电台
冯雪峰初到上海，由于上海的电台损坏无法使用，于是就请宋庆龄帮助找一座电台与延安建立联系。宋庆龄借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电台帮助其与延安取得联系。我母亲郑育之这时担任冯雪峰的市内交通，除了给潘汉年、冯雪峰、王学文等送信、送情报外，还每天到路易·艾黎家取回延安发来的电文，交给父亲，父亲马上根据冯雪峰从延安带来的《电码新编》将电文翻译成文字，翌日早上七点前，母亲必须将译好的文字稿送到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李云夫妇家里。冯雪峰和潘汉年每天到徐强家看电文。这段时间里，父亲翻译了很多延安给上海党组织的重要指示和消息，其中包括西安事变前后的消息及对蒋介石的态度和决策。
《上海秘密电台》中这样说：根据李云的回忆录，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深夜，“我们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报头标上十万万火急”，这份电报除通报西安张杨兵谏事件外，“同时提出我党的主张：公审蒋介石。”“大约过了几天，中央又发来十万万火急的电报，内容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关于后来的这份电报，在张梅玲《宋庆龄推动二次国共合作的卓越贡献》中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于（1936年）12月19日电告在沪之潘汉年，要其立即‘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之条件，避免亡国惨祸。’”潘汉年遵照中央指示，让李云“去宋庆龄那里代他约时间，向她转达中央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宋庆龄听后非常高兴，在她的鼎力相助和周密安排下，潘汉年赴南京面见宋美龄，向其阐明中共中央的方针，望她赴西安劝蒋抗日，和平解决事变。
从《上海秘密电台》一文里，我了解到了那本《电码新编》的由来和作用，也了解到父母在这段时间里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为了纪念他们，也为了这本《电码新编》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去年，我将这本《电码新编》捐赠给中共一大纪念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摘自11月13日《党史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