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珍宝易主之时

　　兵燹之际，往往是文物珍宝易主之时，尤其当战祸发生在文物渊薮之地，光绪庚子年的北京城即是如此。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将校率军士，军士约同辈，白昼公然大肆掠夺”，“各王公大臣官绅府第，所有银库之银，以及各项珍宝，无不被劫一空”。

　　英美等国要求士兵将抢劫品上交，公开拍卖，其收入作为奖赏金，按照职务等级进行分配。劫掠品的公开拍卖，吸引了“其他通商口岸的外国侨民以及上海、香港的古董商纷纷前来参加拍卖，据说其中有人身负欧洲拍卖行和艺术商的委托”。更常见的是“随时随地进行的”和“异常活跃的”街头市场，由于风闻军官很快就要没收所有劫掠物品，士兵们宁愿非常便宜地把东西卖出去。

　　当时在京城内大肆抢劫的并非只有洋人，许多中国的“莠民土棍”也加入了这场疯狂的劫掠，庚子年间生活在京城的齐如山表示，“平心而论，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那些抢劫来的赃物，都要赶快出手，因而价值极廉。

　　两宫西逃，除少数亲贵随扈外，“近支王公、贝子、贝勒及宗室诸人留京者尚多”。这些王公贵族，“财产既尽，俸禄又无从支领，生计日绌，往往自怀其宝石顶，沿街求售”。很多京官无以谋生，也只能靠变卖家中仅有的一些珍物来勉强度日。江苏籍京官叶昌炽起初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将其藏品“开元善业塑”售之同好，后收到南方好友的汇款接济，就到处搜购各种文物古籍。从叶昌炽日记可知，当时手中有钱的京官们纷纷在觅宝，而且炫宝、赏宝。云南籍京官宋廷模到处买物售物，甚至与人合开公司，专门经营此类生意。

　　盛宣怀的当铺计划

　　宋廷模曾往贤良寺“晤杨莲浦售珠，杨彝卿售珊瑚顶”。杨莲浦即杨士骧，杨彝卿即杨文骏，乃李鸿章的议和随员，同时正与盛宣怀（见图）等人展开庚子救援行动。这是东南各省的官绅士商联合对京津地区的难官难民实施的一次救援行动。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将东南各省的公私款项汇至京城。叶昌炽用于购买碑刻拓本的款项，就得益于庚子救援行动中的各种公私接济。与叶昌炽等京官的零星购买不同，盛宣怀采取了开当铺的形式。

　　庚子年闰八月十六日，盛宣怀致函杨文骏称，“都门书画必大贱，能否收买？可询颂虞。”颂虞，名姚赓韶，盛宣怀的女婿，时在京城。通过与姚赓韶的沟通，盛宣怀很快便汇款五千，请其“代收买精品，务要便宜”，并表示当铺以“十万为度，方可商办”。十月十三日，盛宣怀致函姚赓韶，对在京城开典当进行了通盘筹划。

　　当铺名为“恒丰”，由盛宣怀与吴幼舲、严小舫、蔡和甫等合股开设，股本共计十万两。严小舫即严信厚，曾入李鸿章幕府，“以盐务起家”，设立源丰润票号，“一时业务鼎盛，逞雄南北”。后在上海参与义赈事务，逐渐成为义赈界的领军人物。庚子年间，严信厚在李鸿章指示下，与盛宣怀等人一起在上海成立东南济急善会，对京津地区进行救援。严信厚在当铺中投入了一万元的股本。

　　蔡和甫即蔡钧，曾任上海道，庚子年时为上海洋务局总办。蔡钧在庚子救援行动中表现也非常活跃，先是向陆树藩主持的中国救济善会捐款五百元，后又向盛宣怀主持的东南济急善会捐款六千元。与此同时，蔡钧还参与到盛宣怀的当铺计划中，入股了一万元。

　　在盛宣怀的当铺计划中，吴幼舲是个关键角色，庚子年时为北京汇丰银行的买办。庚子国变时，南北之间的汇兑完全中断，吴表示汇丰在京现银很多，只要将善款交存上海汇丰，“由该行发一电来，即可交银”。现银很多，主要是因为八国联军在京抢劫而来的银两多存在汇丰银行。京沪之间的汇款渠道由此得以打通。“恒丰”当铺可说是盛宣怀与吴幼舲共同开办的，当铺股本共十股，而吴幼舲就招集了五股。

　　“小典重在收精品”

　　吴幼舲手握大量现款，又是盛宣怀眼中“极精明”的人物，对当时京城书画古玩市场的商机自然不会错过，有人叙述吴幼舲其人其事：

　　他同清室王公密切往来，有些王公常将自宫内偷出来的古董字画，通过他做借款的抵押品。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很多亲王贵族将稀世珍物一箱箱地寄存在汇丰银行……这些古董文物，其中被洋人贱价收买偷运国外的为数不少。

　　在姚赓韶的建议下，当铺又分为大典和小典，“大典重在便民，小典重在收精品”。盛宣怀嘱姚赓韶“将大典全让他人做股”，他自己则“以两万金专托足下办此小典”。显然，盛宣怀开当铺，意在“收精品”。盛宣怀开当铺的收获，虽没有明确的资料予以统计和说明，但在盛宣怀致姚赓韶的信中，有一条线索可见一斑：

　　彝卿回沪，交来足下亲笔一单，所得王石谷诸物，注明买价及值价，尤见足下为我办事认真，可感之至。

　　王石谷，名王翚，字石谷，清初山水画家“四王”之一，生前身后一直被视为清朝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不少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不吝以重金搜求，正是当时收藏界的热门藏品。　　　　   （摘自11月4日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