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9月，胡适因陈独秀推荐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1926年7月，胡适出访欧美，与北大的关系告一段落。

　　1921年10月，张竞生因谭熙鸿介绍得蔡元培为其所签聘书。1926年6月，张竞生脱离北大，开启人生中的另一段传奇。对照两人的履历，彼此在北大有一部分“交集”。

　　在哲学系共事

　　在北大期间，张竞生属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初到北大时，胡适已在北大四年。此时，胡适讲授的课程较多，虽然跨系授课，但主要阵地是在哲学系。胡适与张竞生在北大共事，其实也是在哲学系共事。

　　胡适与张竞生何时首次见面、有何交谈，不得而知。胡适日记中很少提起张竞生这位与自己年纪相仿（胡适小张竞生2岁）的同事，相关记录屈指可数。1922年3月5日，张竞生第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

　　昨天哲学社请梁任公讲演……但同事张竞生教授今天劝我去到会……

　　晚上，胡适与张竞生一同去听俄国光明歌剧团演奏的《有罪的贞女》。

　　胡适在日记中再次提起张竞生，是1922年5月30日。当天下午，张竞生来谈，同来的还有美国妇人伯拉切特夫人与其夫。

　　1922年6月2日，张竞生又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起因是蔡元培劝孙中山“下野”：

　　……今晚席上蔡先生提起孙中山的问题，他想邀在座各党的人同发一电劝中山把护法的事作一个结束，同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席上诸人因往日党派关系多怕列名，我劝蔡先生拟稿即发出，即邀李石曾、张竞生等列名，以友谊劝他。……

　　两人列名通电或同时亮相

　　1922年6月以后，有关胡适与张竞生往来的记录，在胡适的日记中几乎了无痕迹，但彼此的交往实际上还有不少。类似两人列名通电或同时亮相，比较重要的还有如下几起：

　　1922年8月1日，北大选举《社会科学季刊》社会科学组编辑员，胡适、张竞生等十七人入选。三个月后，《社会科学季刊》正式创刊。

　　1924年2月16日，《晨报》发表《国人力促恢复中俄邦交——北大四十七位教授之公函》。四十七位教授里，胡适与张竞生均在其中。

　　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令》。该条例有以行政权力干涉大学事务之意图，因而遭到北大众多教授反对。1924年3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本校教授致校长公函——为教部所颁大学条例事》。北大教授六十人一一具名，形成“同一阵线”。胡适与张竞生同样名列其中。

　　1925年1月4日，《京报副刊》发布《一九二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 青年必读书十部说明》。2月11日，推出了由胡适推荐的十部“青年必读书”。2月27日，刊登了张竞生所选的十部“青年必读书”。荐书人里，胡适第一个登台，张竞生最后一个出场，一头一尾，前呼后应。

　　爱情与婚姻的见证者

　　1922年6月2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与（颜）任光、（程）瀛章同到谭仲逵夫人的追悼会。与孑民先生及守常等小谈。”追悼会上，胡适、张竞生等都前去致哀。

　　1923年7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的《妇女评论》专刊登了署名“褚松雪”的“谈话”《我的离婚略史》。因为这篇文章，张竞生与褚松雪（见左图，后名褚问娟）开始了书信往来。张竞生了解褚松雪的人生经历后，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为帮助褚松雪脱离困境，张竞生写信告诉褚松雪，北大虽暂时不招收女生，但最近成立研究所，国学门的主持人都是同事，可以帮忙介绍。这里所说的“同事”，自然包括在研究所国学门举足轻重的胡适。

　　褚松雪被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录取后，从山西回到北京。到京第三天，张竞生便带着褚松雪去见胡适。后来，张竞生与褚松雪互相吸引，1924年秋，两人举办了婚礼，胡适是二人爱情与婚姻的见证者。

　　1922年4月，美国生育节制运动的创始人、世界计划生育运动的领袖玛格丽特·桑格访问中国，并应邀到北大演讲。受蔡元培委托，桑格夫人的此次演讲由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事后，北京多家报刊登载了桑格夫人的演讲词。《晨报副镌》还特别刊登了桑格夫人、胡适与张竞生三人的合影（见右图）。

　　英雄所见略同

　　胡适与张竞生的“交集”中，还有一个特别的部分，即世界名著的翻译。在这个问题上，两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早在留学美国时，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就表达了自己的翻译设想，即“从输入欧西名著下手，使吾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数年后，张竞生的翻译计划与胡适的翻译设想不谋而合。1928年3月，当胡适见到张竞生关于着手实施大规模译书计划的公开信时，不禁引为“同道”。

　　对于世界名著的翻译，同胡适一样，张竞生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幸运的是，张竞生无法实现宏愿，胡适后来却迎来了一次大好机遇。1930年7月2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决议，将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改组为编译委员会，聘任胡适为委员长。如此，胡适终于可以大显身手、施展抱负。　　 （摘自10月9日澎湃新闻 杨海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