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宏与巴金先生合影

　　初 识

　　我与作家、诗人赵丽宏初识于1984年末。那年，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作为大会的工作人员，我在会上注意到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作家代表。他经常与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等前辈在一起有说有笑，十分亲热。有人告诉我，这位青年是诗人赵丽宏，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而那三位长者正是他的大学老师。他对师辈的尊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翌年，上海作协从文联独立出来，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就在这时，我得知赵丽宏将离开《萌芽》杂志社，加入作协。同年，赵丽宏随王元化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墨西哥和美国。代表团中还有小说家张一弓。在出访期间，张一弓主动与赵丽宏聊起自己与巴老的往事，正是巴老力排众议，在1980年第一期《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该作品后来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听到这个故事，赵丽宏感同身受。尽管他与张一弓受到巴老帮助的方式不同，但两人都经历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1986年5月，作协有通知给赵丽宏。我家离他家很近，所以由我把通知交给他。那时住房紧张，赵丽宏住在一居室里。靠窗的写字桌上亮着灯，赵丽宏正伏案写作。虽然是白天，但窗帘却被拉下，这是他当年写作时养成的习惯。他调侃说，这是“在黑暗中寻求光明”。我怕打扰他，刚想离开，他拿出一本刚出版的散文集《维纳斯在海边》，并在扉页上题签后送给我。

　　物有所值

　　回家后，我迫不及待翻开书页，看到赵丽宏在《自序》中记载着巴老给他题词的事。我心里很羡慕。若干年后，我和他聊到这件事时，赵丽宏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984年，他读了巴老陆续发表的《随想录》，非常感动，忍不住给巴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巴老的钦敬之情，希望能得到巴老的新书，并请求巴老能在书上为他题一句话。信寄出后，他感到自己有点冒昧。心想，巴金这么忙，哪有时间回信。

　　四五天后，正在家里写作的赵丽宏突然听见楼下有人喊他的名字。下楼一看，是邮递员送来了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赵丽宏一眼就看到信封上寄件人的亲笔签名：巴金。拆开看是一本《序跋集》，扉页上有巴老的两行题词：“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赠赵丽宏同志，巴金，1984年11月15日”。巴金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出了文学创作的真谛。这两句话成了赵丽宏创作的座右铭。

　　那时，正值巴金写作《随想录》接近尾声。赵丽宏被巴金面对种种压力却不顾疾病困扰创作《随想录》的精神感动。他每次去看望巴金前，总要先去花市挑选鲜花，把花送到巴金的客厅里。他送过蜡梅、水仙和玫瑰。一次，他去看望骨折住院的巴金，从花店里挑了一束水仙花，并从自己的收藏中选了一个青花瓷瓶，将水仙插入青花瓷瓶送给巴金。后来，巴老把花瓶与中外友人送他的艺术品一起转送给成都的“慧园”。有一天夜晚，小偷潜入“慧园”行窃，偷走了这个花瓶，但对玻璃柜中的珍贵手稿却视而不见。赵丽宏听说此事后，这样对我说：“小偷认为那些破旧的字纸不值钱，而巴金捐赠的青花瓷瓶一定值钱。我送给巴金的那个瓷瓶尽管被偷，也许起到了保护巴金手稿的作用，也算物有所值了。”

　　说真话

　　巴金去世后，赵丽宏一直在想一件事：他认为巴金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住宅和花园应该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一个文学纪念馆，让后人能来到这里，怀念这位伟大的作家。

　　2006年3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赵丽宏精心撰写了“建议在上海建立巴金故居博物馆”的提案。此提案的联署人包括冯骥才、梁晓声、贾平凹和张抗抗。提案中他详细规划了展示功能，如何保管资料、实物、图片、影像、家具，甚至包括如何妥善安排亲属等事宜。这个提案得到了国家和上海各级部门的重视。经过五年的整理和筹备，“巴金故居”于2011年正式挂牌开放，成为上海重要的文化景点和文学地标。

　　在“巴金故居”组织的讲座、展览和纪念活动中，经常可以见到赵丽宏的身影。近日，赵丽宏在徐汇书院主讲“怀念巴金最好的方式是读他的书”。我在直播视频中看到了这场讲座。有一个年轻的读者问他：“有没有想对下一代作家说的话？”赵丽宏不假思索地说道：“还是巴金先生提倡的三个字：说真话。”　　  （摘自11月24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