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珺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图片中呈现的是1961年5月，工作人员在周恩来台历上记录下的关于赴地方调查研究的日程安排。在5月11日的这张台历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九时到达邯郸”字样。周恩来之所以赴地方调研，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更与此前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特别是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密不可分。

　　上海会议：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

　　1960年至1961年，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多次会议，研究经济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海会议），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确立了会议的主题。讲话的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说：“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格，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

　　上海会议对经济问题的调整虽然是很不彻底的，但会议形成了坚持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面降低指标、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等决议，还是在纠正“左”倾错误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北戴河会议：对国内经济问题没有进行深入讨论

　　上海会议结束后，正当毛泽东准备狠抓会议精神落实情况的时候，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现实大大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此时，1960年已经过去半年。这半年来，生产计划完成得很不好，和原来的预期有很大出入。粮食紧张问题更是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中苏关系问题（特别是苏联政府7月16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始终吸引着与会者的主要注意力，会议对国内经济问题没有进行深入讨论。

　　北戴河会议开了一个多月。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在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显得异常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沉默。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此时的他承受着国际上苏联等方面和国内经济建设出现严重困难的双重压力。10月，他提出的争取主动权的口号非但没有实现，诸如一些农村饿死人的更严重的问题却越来越多地反映到他那里。严峻的形势使毛泽东下定决心，非在短时间内把“共产风”和农村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不可。

　　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整风整社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先后听了五次汇报。毛泽东在听汇报时还作了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在插话中，毛泽东反省了过去工作的失误。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这不是矛盾吗？他还认为，1960年的经济困难局面既有天灾，也是人祸，并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在讨论1961年的日子怎么过的时候，毛泽东将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

　　通过认真听取汇报，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这几年错误发生的直接根源乃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他指出，当前许多情况出现的根源还是“不摸底”。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全党兴起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通过李富春的报告，并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党的各级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重点解决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指当时农村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问题。这表明，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找到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基本方法——以解决农业问题为抓手，将调查研究之风贯彻到每一个工作环节。会后，毛泽东直接领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等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国家其他领导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被“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打乱的工作秩序逐步恢复，国民经济逐渐走向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