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在父辈中，我最敬爱的人除了我父母，就是我干爸爸王鹤寿了。在我的相册中，有一张延安时期拍摄的我与我父亲和我干爸爸王鹤寿的合影（见图）。大约只有四岁的我，坐在我干爸爸怀里，却扭头望着我父亲，他们两人都是开怀大笑的，而我则傻乎乎地摸着头，稚气的脸上有一些严肃，似乎在想：他们为什么这样高兴呢？
自己认下的干爸爸
我父亲和我干爸爸是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中的难友，他们彼此敬佩，结下生死之谊。被党营救出狱后，他们先后到了延安，关系自然会更加密切。
别看我那时小，可是却特有主意，这位干爸爸就是我自己认下的。摇篮中的我，对前来看望我父亲的众多朋友都无动于衷，唯独对我干爸爸不一样，只要他一来，我就莫名地高兴，要他抱，对他咯咯乐，他一走我就大哭不止，要伤心好半天。这种天然的感情至今无法解释，或许可以归于“缘分”之说吧。
事实证明，我在一岁时给自己找的这位干爸爸是多么英明的选择。因为在我的人生中，特别是童年、少年时期，他给予我的父爱，丝毫不亚于我的亲生父亲。我至今存留着在哈尔滨干爸爸家生活的美好记忆，我想我当时一定是个被娇宠坏了的小女孩，因为等我稍长大后，我干爸爸最喜欢逗我的一句话就是：“亮亮啊，你还记不记得你在哈尔滨的时候，一次就吃掉半只鸡的事呀？”我当然记得，因为我竟霸道到不许我干爸爸干妈妈动一筷子的地步。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父母都在前方，幸亏有我干爸爸的抚育，使我在炮火连天的年月，在寒冷的白山黑水间，安逸地度过了童年。
美好的少女时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随我父母南下，因不适应广东的语言环境，加之思念我干爸爸，无奈之下，我父母将我送到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的我干爸爸家。这一住就是四年（初中三年，高中一年）。我干爸爸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的衣食住行，对我的宠爱是出了名的。我干爸爸家有个小月亮门，每到春天，这个门上便会垂下一串串紫藤花，宛若紫烟一般，散发出淡淡的芳香，成为我对福绥境胡同最清晰的回忆。我干爸爸每天下班回来，只要一从大门拐进这个小月亮门，就开始大声叫“亮亮！亮亮！”，我一听到就会欢呼雀跃地跑出去迎接。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
在北京这四年的生活，我不仅享尽了干爸爸干妈妈的宠爱，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受到我干爸爸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他塑造了我。如他对信仰的忠贞不渝，对党的事业的热忱虔诚，对原则问题绝不妥协的政治操守，廉洁、正直又有点清高的心性品德，固执倔强又不善掩饰的性格，以及看似刚强、严肃实则体贴、细腻、重情的特点……这一切都对我人生观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一件令我至今难忘的小事：我在北京读高一时，有一天在家写入团申请书，团支书让我深刻挖掘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源。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更不用说“思想根源”了。我干爸爸见我抓耳挠腮的样子，问明原因后，说了句：“胡闹！你一个小孩子家哪谈得上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你无非就是自由散漫点！”我顿开茅塞，给自己戴了顶“自由散漫”的帽子。果然管用，我很快就入了团。
不寻常的会见
大概是1981年，我干爸爸让我陪他去北京饭店探望一位美籍华人。在车上，我干爸爸告诉我，这位美国女士是1926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并一起出席过党的六大。回国后，我干爸爸和这位女士先后被捕入狱。被释放后，她投奔了国民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逃到了台湾。1964年，她迁居美国经商，买卖兴隆，生活富裕。此次回国观光，这位女士多次向有关部门试探、提出请求，她想见见当年同在莫斯科的老同学。组织上安排我干爸爸前往探望这位女士，但他不想一个人面对这位有如此复杂历史的女士，就拉上了我同去。
这是一次多么不寻常的会见啊！在房门打开后，我眼前出现的俨然是一位“阔太太”——她虽然已七十高龄，但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色的喇叭裤，脚穿尖尖的高跟鞋，身上佩戴着项链和耳环。
交谈中，这位老太太首先打听当年同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们的下落、境况。我干爸爸简短的回答、平静的叙述分外感人肺腑。那些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的共产党人，离开人世的，个个是鬼雄；尚存人间的，亦皆为人杰。
这位老太太面带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我干爸爸陈述了她1927年被捕的经过，极力为她自己的变节行为开脱。她还表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愿意为共产党效劳。最后，她以同情的口吻问道：“这几年来，你受苦了吧？”
我干爸爸始终神态自若地靠在沙发上，摇着一柄纸折扇，听到这些话，淡淡一笑：“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算不了什么！”一句话，噎得这位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
在回来的路上，我有意激我干爸爸：“你这一辈子，蹲过六次国民党的大狱，‘文革’又被关在牛棚数年，到头来还是孤老头一个，你不后悔吗？”“后悔什么！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又没有哪个人强迫我，为什么后悔？”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1999年3月2日，我干爸爸以90岁高龄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