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赵妍杰译《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1895年，刘大鹏与已中举的朋友郝济卿一起进京赶考。刘大鹏的墓志铭作于20世纪40年代，其中便将进京赶考视作他一生的高峰：仅仅是进京赶考的经历就足以将他锻造为一名国家精英。

　　为名利而竞争的地方

　　赴京需两周，他们穿越了坐落在山西和华北平原之间的山脉。刘大鹏描写了整天跟着马车行迹的拾肥人和不畏严寒沿街乞讨的乞丐。和这样的贫寒相比，一路上人们以贵人待他们，并免除其他旅客须付的过路费。甚至在抵京前，刘大鹏觉得自己作为儒生的重要性已为政府认可。

　　当到达京师时，他俩对其宏伟壮观和人口密集印象颇深。城市如此之大，以至于仅仅从一条路到另一条也要乘四轮车和驴车。进入考场时更让人激动，最高级别的官员在考场门口集合，检验考生。至少在此，刘大鹏一生的奋斗和努力被公开地认可和赞誉。

　　但京师也让他失望。假如人们用经典伦理和在科举制度中为名利竞争这两个角度来划分世界的话，北京似乎属于后者。在刘大鹏看来，作为中华帝国的核心，北京似乎并非彰显高尚道德标准的地方。事实上，进京三天后，他说：“观其风气，失于浮华，一举一动，莫非争个虚体面”。在京待了两个月后，他总结到：城市如此奢侈和放荡，不久会受天谴。他去逛庙会时，发现男女游客杂处，没有避嫌的努力，这让他尤为震惊。

　　但是刘大鹏的失望并不局限在城市，人们对科举的态度也让他惊讶。乡试时人们誊录考卷以防止阅卷官对可辨认字迹的考生徇私舞弊。尽管在会试中依旧如此，但是在殿试中并不力行誊录制度，而殿试正是决定官位授予的考试。这意味着考试非常强调书法。他满心痛恨地写道：

　　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

　　书法仅仅是刘大鹏和郝济卿无望中进士的原因之一。回到南席后，刘大鹏拜托要去北京的旧弟子帮他买一本《皇朝经世文编》的最新版本，随后一年，他一直研习此书。这些文章也出自致用之学的传统，这一传统曾在太原书院激励刘大鹏，但是《皇朝经世文编》的作者将此传统发挥得比刘大鹏更深远。当刘大鹏研习这些文章时，他后悔自己忘记了（的确不太擅长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他曾在书院学习此书。他也知道专精算学的朋友胡瀛因算学成为会试的一门而被聘用，获得新机会。刘大鹏意识到，熟悉《经世文编》，至少略知西学已经不仅仅和个人的爱好有关，对通过科举考试也至关重要。对刘大鹏来说，问题是此时学习这些如今他认为重要的技艺已经太迟了：西学和书法都需要多年的练习。另外，制度可谓急速变化。当他和郝济卿一起到琉璃厂——那里以书店闻名，刘大鹏对堆积如山的书籍都感兴趣，包括很多他从没看到过的书，粗览这些书，他遗憾自己买不起的太多。仅购买一次当然不够，在南席的刘大鹏几乎不能和东部沿海大城市和更接近权力中心的学者同步。另一个山西举人激动地评论道，北京之所以是最好的城市，是因为各地的人们都赞美它，如此多的才子聚集于此，刘大鹏则回答道，北京是很多人为名利而竞争的地方。那年，参加京师会试的280位山西举子只有10个人通过，刘大鹏和郝济卿并不名列其中。三年之后的1898年，他们再次进京赶考，又一次失败而归。

　　老师杨深秀被斩首示众

　　刘大鹏两次进京的时间分别是1895年和1898年，这两年都是国家政治发展的戏剧性高潮。1895年，在与日本争夺朝鲜控制权的战争中，中国刚战败，李鸿章正在和日本交涉谈判，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朝放弃了对朝鲜的控制，割让了整个台湾岛给日本。刘大鹏非常关注此事。他日记中记录了很多对谈判的议论和报告：他赞美两个人，一位是勇于上书要求处置李鸿章的人，另一位是北京当地一个大力士，他主动请缨去保护上书的官员。尽管他个人并未参与其中，但他记录了反对求和的公车上书，而且强调的是收到上书的官员所表现出的忠诚。

　　回到山西后，刘大鹏继续关注和议的进展，并与赤桥村民讨论此事。1898年的春天，百日维新前不久，刘大鹏又到北京。他的老师杨深秀（“戊戌六君子”之一）深深地卷入此次改良运动，在各种变革的呼声中，杨深秀主张废除科举考试中必考的严格的八股文。后来，杨深秀被斩首示众。对刘大鹏及其他在京的人来说，这个春天一定是充满热切激动的时期。

　　刘大鹏两次在京的时间和地点被普遍认为改变了很多中国人对改良和西化的看法。刘大鹏颇感兴趣地观察了这些政治事件。他对变化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知道它们将影响到他的前途。他乘火车到天津，逗留了六天，所以他回到山西时不仅了解到京都的荣耀，而且亲自领略了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港口城市。他认为，天津“甚觉便利”，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关于世界应该怎样的观念。

　　新近到任的山西巡抚可能强化了刘大鹏的这一观念，这位巡抚以改革者闻名。他建立了纺织厂、火柴厂、军械厂。在村里，人们讨论着煤矿和铁路的开发，甚至一度有谣言说，新的方言馆和西艺学堂将取代所有的书院，聘用洋人管理。刘大鹏宣称“时人皆忧中夏变成夷狄”，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改变很少。巡抚为多数人所不喜，当他离去时，他的多项新工程也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