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秋的一个傍晚，一辆法租界公董局医院的救护车在市区风驰电掣般急驶，沿路交通口都为之亮起了绿灯，车直驶进台拉斯脱路（现太原路）公董局医院，在器材仓库门前戛然而止，车头跳下一个人，此人便是赵子云。只见他警惕地用眼神扫了一下周围，见无动静，便利索地拿出钥匙，轻轻地打开库房门，与驾驶员一起迅速地将一箱箱“货物”搬进库房。

　　赵子云与生活书店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那黑暗年代里，生活书店能独辟蹊径，顶住反动当局的高压，宣传抗日、主张爱国，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汪清泉、一方净土，实不容易。《生活》周刊问世后，赵子云就经常阅读这份刊物，对刊物所表达的强烈爱国情怀颇有好感。踏上社会后，他的许多好友如沙千里、章乃器、徐步等都是生活书店的主要撰稿人，或将他们主编的刊物交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加之他老宅上徐鸿的爱人柳湜、堂妹赵金秀的爱人艾寒松都是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委员，柳湜还一度任生活书店编审会主任。由于这几层关系，他在生活书店也有一批推心置腹的朋友，陈其襄便是其中的一位。

　　1937年12月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生活书店总部搬到武汉，后又迁往重庆，但上海仍有其独特的地位。这里印刷、装订设备精良，纸张又好又便宜，印出的书质量高成本低，这些均优于内地，运输也较方便；而且英、法等租界尚在，日寇一时难以指剑。上海仍是造货重镇。但是1939年后，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政府加剧了对进步文化事业的迫害；法租界当局等也在报上公示，要严查红色书刊的出版发行，生活书店上海分店早已被列入重点对象。

　　生活书店上海分店多年积累的出版物纸型和“禁书”大都存放在原来的店库里，很不安全，如被查到，后果不堪设想。为防不测，必须转移到更安全地方。转移到哪里去呢？用什么工具装运？当时负责上海分店的陈子襄与张锡荣、王泰雷等围绕这两个关键问题多次商量。后来陈子襄想到了赵子云，一来赵子云政治上可靠，二来他从事的工作有可能解决这些关键问题。

　　他们知道赵子云在法租界公董局医院药剂科工作，有直管器材仓库和使用救护车的权力，于是马上请赵子云前来密商，并和盘托出书店的想法。赵子云经认真思考后，认为险是险，但考虑得周密些还是可行的。他分析道，医院的救护车在路上行驶一般是不可拦截的，何况能坐救护车去医院急救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经济上实力雄厚的人，所以巡捕等不会去拦。赵子云看了预定线路，用于转移的医院救护车大部分行驶路段是在法租界内，安全性较高，即使碰到路况拥挤，车不得不暂停，他也可以用流利的法语与安南（越南）籍巡捕或警察沟通周旋，不会延误很长时间。他们接着还就细节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首先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一点风声。

　　用救护车那天，装货点必须早早扎捆好所运纸型和“禁书”，待救护车一到，迅速装好，逗留时间越短越安全。以后，这样的惊险转移有过多次，不过，除了存放在法公董局医院器材仓库外，还有一处是辣菲德路（现复兴中路）永裕里的“济公佛坛”佛座下。陈其襄、赵子云他们以非凡的胆识，超人的智慧用救护车转移了多批“禁书”。　　　　（摘自《海派之源 星火赵巷》，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