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诞生。当年2月下旬，在修改宪法草案“二读稿”后，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宪法草案“三读稿”。与此同时，决定聘请吕叔湘为语文顾问，对宪法草案逐条逐款推敲，从语文的角度展开修改。

　　专家们逐条讨论条款修订的详细过程也被记录下来。例如，对宪法草案第92条进行讨论时，田家英提出，“是否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删去，改为‘国家依据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地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刘少奇认为，“‘国民经济的’的‘的’字可以删去。”叶圣陶则主张，“下面讲‘发展’，上面讲‘依据’，不好，要改一下。”黄炎培说，“改为‘进行’如何？”李维汉说，“改为‘通过’如何？”吕叔湘说，“‘通过’较好，也还不那么完全合适。”刘少奇说，“有‘努力’之意才好。‘国家努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如何？”邓小平说，“这是一个条件。先用‘通过’，以后找到好字眼再改。”经过讨论，本条第二句改为“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讨论宪法草案第70条时，专家组提出修正意见：

　　各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如果当事人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人民法院应当为他们翻译。

　　对此李维汉认为，“内容没有问题。文字上这样写，好像不包括散居的少数民族在内。是否文字安排上再由我们考虑一下？”周鲠生言，“我们法律组、语文组4个人建议，最后一句话可改为：‘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有权获得翻译’。”

　　参与“五四宪法”起草期间，吕叔湘连续数日从上午9点工作到晚上12点，这种高强度状态一直持续到1954年9月14日。吕叔湘在日记中记述：

　　从三月初到九月中，9月14日是最后一次，功德圆满，少奇同志酌酒相劳而散。   

　　（摘自2024年12月6日《人民法院报》 钟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