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右二）与朱德（右一）、康克清在延安

　　延安没有忙碌之感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特朗于1946年6月乘坐美国军用飞机从旧金山抵达上海，对中国做第五次访问。这时正好是马歇尔调停时期。这一调停本来应该为正在内战的国共双方安排停火，但实际上却把资源和土地不断地送给国民党。斯特朗立即决定，这种形势持续多久，她就在中国待多久，并尽可能访问更多的共产党解放区。

　　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北平成立了一个超政府机构，名为“军调部”，美国的军用飞机可以从北平飞往华北和东北的近40个点，每个点都设有“停战小组”。这样，美国空军就可以进入全中国，对于有时间也有意愿进入解放区的记者来说，机会难得。斯特朗乘飞机访问了解放区，在延安住了几个月；还在国民党攻占前，访问了张家口；又去了中原解放区和东北解放区。

　　出乎斯特朗的意料，处于内战中的延安没有忙碌之感。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但维持生存的食物却很少。到了冬季，每天减为两餐，主要吃小米和瓜菜。他们在寒冷的窑洞里工作，坐在木凳或长凳上，点的是昏暗的小油灯。即使在敌人即将进犯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也不显得紧张。

　　最有意义的是谈话

　　斯特朗认为在整个延安生活中最有意义的是谈话。延安的谈话都很令她满意，每次采访时间都很宽裕。由于交通困难和缺少时钟，每次约见都没有准确的时间，而是一个半天，即上午或下午。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经花了几个下午的时间向斯特朗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刘少奇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向斯特朗概括地介绍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

　　斯特朗在美国生活方式下长大，她参加过其中的一些斗争：争取妇女选举权，争取更好的民主形式如公民的创制权、投票权、罢免权以及罗斯福新政等。后来她开始了解苏维埃制度。她在苏联结婚、办报，周游各地并进行了多年报道。她自认为对两大制度已有透彻的了解，但是中国却与两者都不相同，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的新生。斯特朗认为，延安人民是新生事物的创造者和建设者，他们头脑敏锐，思想深邃，眼界开阔。他们在延安有的是时间和空间，思想也很开阔。

　　斯特朗说，毛泽东告诉他：“他们来到延安是因为他们被赶出了南方的鱼米之乡；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尘土飞扬的盆地安身是因为这里很穷，又十分遥远。”对此，斯特朗评价，毛泽东“从不对胜利夸大其词”。

　　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晤（由陆定一担任翻译）给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的直率的谈吐、渊博的知识和诗意的描述使他的这次谈话成为我所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谈话。我从未遇见过有人使用比喻如此贴切而充满诗意。”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诞生了著名的“纸老虎”比喻。

　　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曾经同毛泽东争论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把自己称作“共产党”，就不会引起恐俄病，也就不会在美国受到这样多的误解。如果美国人知道你主张的是民主，他们一定会支持你。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个名字来自找麻烦呢？在这个问题上，斯特朗的分析和观察比卡尔逊等人要深入和高明。斯特朗采用了毛泽东的回答：“并不是名字带来麻烦。100多年来，在不牵涉到俄国人或布尔什维克的情况下，西方列强总是支持中国的反民主的统治者。”

　　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斗争是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年来，长期进行的解放斗争的继续。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指望外援，也不指望通过暴动一下子取得成功，而是把希望建立在对政治力量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上。为了运用解决本国的问题，他们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方法。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对斯特朗这样讲：“我们使用的思想方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斯特朗同时也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是有创造性的，不是抄袭他人的。这种创造性的品质在毛泽东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她说：

　　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思考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每当我向极为谦逊的中国共产党人询问莫斯科对土改或战略的某些方面有何看法时，他会惊讶地回答：“我们从不向莫斯科问这些事情。我们只管怎么办对我们自己有利”。

　　“你们（斯特朗这样的外国作家）写了关于中国的书，写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民主同盟和军阀——这些书都是不错的。但是你们写过几次农民？而在中国，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你们应该认真写一写张三和李四。他们就是英语中的‘汤姆、迪克和哈里’。”一位从新加坡来的青年对斯特朗说。

　　身处延安的斯特朗也意识到，尽管蒋介石的军队正从西安扑来，他们的城市即将丢失，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但这些年轻人首先关心的不是延安，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战争，而是把农民的日常生活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数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认为农民是那么重要的。而中国共产党掌握了这个价值标准。

　　《毛泽东的思想》是分水岭

　　1947年3月，内战逼近延安，军调部连同飞机和停战小组一起撤走了。这时延安正在遭受轰炸，已经差不多撤空了。毛泽东告诉斯特朗，必须搭乘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延安。“不然，恐怕得在两年以后我们才能把你送出去，使你重返世界。你已经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看到了我们的解放区，把这些消息带出去，以后你还可以再回来。”

　　斯特朗不得不随最后一批美国飞机离开了延安。随后，斯特朗报道了毛泽东和她的谈话，还把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告诉她的有关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来源等材料写成文章发表。

　　1947年斯特朗在《美亚》杂志上发表的《毛泽东的思想》一文应该是世界上最早介绍毛泽东思想的文章。这篇理论文章不仅得到延安的认可，还引起了东欧一些国家的注意和重视。《毛泽东的思想》一文这样描述了毛泽东思想：

　　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问题，因而也就把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人民中间通俗化，并为中国人民当作武器所把握。在每一种问题上面——民族问题，农民问题，战略与策略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文学与文化问题，军事问题，财政与经济问题，工作方法以及哲学问题等——毛氏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新的条件，并且使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学说，有新的发展；他创造了一种中国形式和亚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革命的即将胜利，毛泽东思想在国际上从早期的新闻报道介绍出现了早期的研究形态。1948年美国学者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初步涉及了毛泽东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研究内容；1951年史华慈撰写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首次提出“毛主义”这一词；1952年费正清与史华慈又合编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1951）》一书，这些研究渐渐开启了毛泽东研究热潮的大门。

　　关注到斯特朗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学者认为，斯特朗自身的知识背景决定了她不太可能提出有深度的理论问题。但是1947年就发表的《毛泽东的思想》，正处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从分析视野转向研究视角的分水岭，观察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形势变化，也启蒙了随后的毛泽东研究。　　   （摘自《见证：“中国通”与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