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影心其人，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包括他的生卒年、籍贯、学历、生平等等，甚至李影心是否他的本名也不清楚，只知道他1935年前后在天津，该年春加入“草原诗歌诗”，5月12日又与董秋芳、王余杞等新文学作家一起参加维护话剧的讨论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的今天，还出现这样不应有的空白，真是令人悲哀，也令人无可奈何。

　　1987年9月，萧乾为李辉编选的《书评面面观》作序，文中忆及，他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期间，“组织起一支书评队伍：杨刚、宗珏、常风、李影心、刘荣恩等。有的还健在，有的已作古；有的移居海外，有的仍在我们中间。”李影心的名字赫然在矣。其中，“已作古”者指杨刚，她1957年在北京弃世；“移居海外”者指刘荣恩，他1948年赴英伦深造后定居在那里；“还健在”并“仍在我们中间”者，应该包括常风、宗珏（卢豫冬）两位，常风在太原，我曾多次致信请教。那么，只剩下这位李影心了，他当时在哪里呢？萧乾说得含糊，也许他也不知道。然而，除了收入《书评面面观》的数篇李影心书评佳作，这却是1980年代以来相关当事人提供的关于李影心的唯一记载。

　　统计1933年10月至1937年7月《大公报》之《文艺副刊》《小公园》和《文艺》发表的书评，竟然发现撰写书评最多的并非鼎鼎大名的“京派”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而恰恰是至今仍鲜为人知的李影心。李影心总共发表了17篇长短书评；常风以16篇紧随其后；刘西渭只能以14篇屈居第三。因此，完全可以说李影心和常风、刘西渭是《大公报·文艺》书评的三大“台柱”。

　　李影心是在施蛰存主编的上海《现代》月刊发表书评而登上文坛的，而且一开始就以新文学书评人的身份亮相。1934年3月《现代》第四卷第五期同时发表李影心讨论书评的《批评与读后感》和书评《喜讯》（彭家煌著），以《现代》在全国新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做法是颇为少见的。但是，李影心在上海文坛只是惊鸿一现，并未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自1935年8月4日发表长文《老舍先生〈离婚〉的评价》起，李影心转而为天津《大公报·文艺》撰稿，很快成为该刊书评的中坚。接着天津《国闻周报》《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和《文学杂志》等大报大刊的书评作者中也陆续出现了李影心的名字。《武汉日报·现代文艺》由凌叔华主编，《文学杂志》虽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主编是朱光潜，编辑是常风，均有浓厚的“京派”背景。由此可知，李影心理应属于“京派”书评家无疑。

　　1935年至1937年短短三年间是李影心中国新文学书评的井喷期，他所有书评文字中四分之三以上篇章都在这一时期问世，出手之快，质量之高，令人刮目相看。抗战期间，李影心一直蛰居天津，搁笔明志，从他抗战胜利后接连发表的《国旗》和《遥远的怀念》两文可以窥知他当时的孤愤心境。

　　1947年1月31日和2月1日，李影心以接连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和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的《评〈诗的艺术〉》（李广田著）、《诗人心目中的天地——论刘荣恩先生的诗》二文为标志，重作冯妇，再写新文学书评。他的书评还重新出现在杨振声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和复刊后仍由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5月15日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散文的节奏》之后，李影心的书评生涯戛然而止。

　　李影心的新文学书评，就总体而言，是描述性的和抒情性的，富于才情，优美潇洒，充分体现了“京派”书评的鲜明特色。他有敏锐的艺术感觉，但与李健吾等“京派”书评家有所不同，并不飘逸空灵，他的书评既是印象主义的又不过于主观，虽文采纷披却不乏精到的文本细读。他注重将作品置于作者整个创作进程中加以考察，如对沈从文《八骏图》艺术处理手法的梳理；他留心已获好评的作家，其新作出现偏差，仍毫不客气地指陈，如对穆时英《五月》的批评；他也坚持“同情地理解”，善于发现作品中的熠熠闪光，如对何其芳《画梦录》的深入剖析、细致品评，以至他的书评也与《画梦录》一样引人入胜。他评小说看重人物形象的蕴含，论新诗强调新奇意象的扩展，说散文则欣赏思绪情愫的织绘，无不一一切中作品的肌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影心这些书评对评估1930-1940年代新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和评论都不无裨益。

　　1949年以后，李影心似乎销声匿迹了。吊诡的是，1957年10月《文艺报》第28期发表了署名李影心的《刘绍棠所探索和追求的——评〈田野落霞〉》一文。此李影心即彼李影心耶？按理应该是。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李影心在1950年代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学批评，如果可以算文学批评的话。从此以后，李影心真的从文坛上消失了。

　　与其他两位“京派”书评大家李健吾和常风不同，李影心一直未能将他的书评结集出版，他成了又一位“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几乎完全被遗忘。（摘自李影心著《书评家的趣味》，海豚出版社出版，陈子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