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书》 冯骥才著 作家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2006年春节，冯骥才寻访到天津年画艺人王学勤，当时王学勤正在乡村集市上摆摊出售自己的年画
本书分为“年的感怀”“年的沉思”“年的艺术”“年的思辨”“年的话语”五个部分，收录了《守岁》《花脸》《春节八事》等五十余篇冯骥才关于春节的文章和访谈，并配以三十余张彩图，从春节回忆、春节习俗、对春节相关非遗的抢救，到对春节的思考和展望，全面阐述了春节的文化内涵。
儿时最快乐的日子是过年。天津这里的年是从厨房的灶龛摆上糖瓜就开始了，尽管离着大年三十还有二十多天，已经能够感受到一种熟悉的很大的快乐即将开始。虽然大人在给灶王摆供时特意留给了我两个小糖瓜，我还是更喜欢趁大人们不注意时，从灶王爷身前的碟子里偷一个糖瓜，尝一尝“偷吃禁果”的快乐。
接下来，便是好戏一样样开始。
大人们用被单和旧报纸蒙盖屋中所有的家具，用头巾或一块布蒙住自己的脑袋，将鸡毛掸子或扫帚绑在竹竿前端，在屋顶上划来划去，清除边边角角的蜘蛛网和灰尘；跟着把所有窗子都擦得几乎看不见玻璃，好像伸手就能摸到窗外的景物。
身居租界地的五大道的住户大多是四处迁来的移民，各地的风俗不同，有的地方不贴门神，吊钱只是天津本地盛行的年俗，所以五大道人家很少用门神吊钱。然而，家家户户的屋内却都贴上花花绿绿的年画。我小时候家里已经不贴杨柳青木版印制的年画了，都贴石印或胶印的年画。新式年画颜色更多，形象更立体。
最叫我兴奋的烟花爆竹，也是每个男孩子的最爱。由于鞭炮只能过年时放，一年只这几天，便爱之尤切。逢到年根，家里就从老城娘娘宫前的鞭炮市用三轮车拉来满满一车花炮，搬进一楼那间小小的茶室里，叫我的心儿激动得怦怦跳。
然而，大人们却把这小茶室的门锁得严严；我认为是防我，其实是不准任何人进去。那时男人们大多吸烟，怕把火带进去。
这些花炮是在大年三十夜里放的。但每年大人都会给我一些特别的恩惠，几挂小鞭，黄烟带炮、地老鼠、呲花之类，允许我在院里放一放。我太调皮，总要想些“坏点子”，弄出一些恶作剧，比如把点着的几头鞭扔到鸡窝里，或者拴在猫尾巴上，有一年就把家中的老虎猫吓跑了再也没回来。长大后，我一直为我儿时有过虐猫的劣迹感到耻辱。
对于孩子们，过年还有一件平时连想也不敢想的美事，就是无论怎么喊怎么叫怎么闹，大人也不管。不会训斥你，更不会打你。过年是神仙当家的特殊的日子，连父亲平日的一脸正经也给夺走了，所以这几天可以放开手脚地胡闹。
我的奶妈对我说：“你要闹过头了，小心过了年跟你算总账！”果然，一年的初二，我在客厅耍一把木头做的“青龙偃月刀”，耍过了劲儿，啪的把一个贵重的百蝶瓶打碎。父亲脸色都青了，但他居然忍下来没说我一句。可等过了年，赶到我调皮惹祸的当口，把我狠打一顿，我感到了有几下是与百蝶瓶有关。
过年虽然放纵孩子开心，大人们对自己却管得很严。无论谁都不准耷拉脸蛋子，人人满脸堆笑，嘴上总挂着各种吉祥话，碰到与丧气的字同音的话必须绕开说；白颜色的东西不能放在表面，窗户上只能贴红窗花；不能扫地；尤其三十晚上，所有屋里的灯全要开着，一直开到初一天亮。
年夜饭必定要最丰盛，餐桌上一定要摆上宁波老家传统的“冯家鸭”，还有年糕汤、雪菜黄鱼、苔条花生，但都没让我流下口水，整整一天我都焦急地等着饭后那场爆竹烟花的“盛宴”。可是放花炮要等到子午交时，从下午到午夜是我一年中感觉最慢的时间。一次我悄悄去拨快壁炉上座钟的表针，大人们笑道：拨到十二点也没用，太阳还在天上呢！
燃放花炮是天津本地最疯狂的一项年俗。天津这里是码头，码头上争强好胜，无论人和事都是硬碰硬，天津人放炮要相互比拼，看谁放的炮大，谁放得多，谁放得胆大。五大道上的人家虽然是外地移民，但非官即商，官商都讲究排场，闹得愈大愈牛，而且官商都有钱，这一来五大道的花炮放得反而比老城那边还凶。
临近午夜时，随着外边的鞭炮声愈来愈响，大人们开始把花炮从茶室搬到后院，那场面有点像大战将临。我兴奋得跟着那些搬运花炮的大人从楼里跑进跑出，完全不管外边寒风刺骨。等到把长长的鞭炮在竹竿上拴牢，烟火盒子和大金人都搬上墙头，我和全家都趴在餐厅和客厅的窗台上，关了屋里的灯，一片比梦还灿烂的烟花世界呈现在眼前。
我和姐姐妹妹们所有欢叫和惊叫都淹没在震耳欲聋的鞭炮的炸裂声中了。我现在还记得一家人被闪动的火光照亮的每一张带表情的脸。母亲似乎更关心我们脸上的表情。更叫我激动的是，我家的鞭炮声已经淹没在整个城市鞭炮惊天动地的轰响中。一个“年”的概念不知怎么深深嵌入我的心里，便是——普天同庆。
年年夜里，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入睡的。反正一定是困得不行，用火柴棍儿也支不住眼皮时，便歪在哪儿，叫奶妈把我背回屋，脱了衣服盖上被，呼呼大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睁开眼，一准一个红通通发亮的大苹果放在枕边。这是母亲放的。母亲年年夜里都会到我们兄弟姐妹屋里转一圈，每人枕边放一个大苹果，预示来年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