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北角（勘注增补本）》
范长江著 范东升编 北京出版社 2025年4月出版
本书由范长江先生的次子范东升编订，此勘注增补本不仅收录了《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书原版包括的所有文章，还补充收录了同期内容相关的其他作品，包括范长江1935年9月至12月撰写的关于红军与长征的七篇文章，以及在同期发表的《伟大的青海》等多篇时评。
以自己民族为本位
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在《范长江新闻文集》的序言中，以朴素的语言对编者父亲做了公正的评价，她说：“长江同志我是熟悉的，他原来是个进步的新闻记者，后来参加了革命队伍，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作了很多工作，他的作品是很有影响的。”
实际上，青年时代的范长江（见图）真诚信仰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根据他对社会的观察，他认为执政的国民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腐化的集团”。他断定“欲从政府系统中求出路，是一条绝路”，认为应该形成“一种新的革命势力”，“此种革命势力必以大多数民众为基础，然后可以免去革命势力之颓废”。因为内心存在这些强烈而明断的想法，他于是放弃就要到手的毕业文凭，坚决脱离了中央政治学校，从此与国民党一刀两断。
尽管他对列宁有景仰之心，认为苏俄的政治制度颇有合理性，但他并没有接触过公开的共产党人，也完全不了解中共党内不同的路线和政策主张，同时难免受到国民党宣传的一些影响，因此他对中共也持有负面的看法。
当时他认为，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必须以自己的民族为本位，首先求得本民族的自由平等。但在他看来，共产党是以阶级为本位出发，这种政策也不符合中国社会和民族生存的需要。他对中共完全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盲目的国际主义”政策很不赞成。总之，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都经过了一番理性的深入思考，他的看法的出发点都是探求真理，努力寻找国家、民族的出路。
中立的观察者
他正是带着以上的思想认识，开始走上新闻工作之路的。民国时期的《大公报》秉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原则，而作为《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本人当时的政治立场是中立的。
那么，既然是中立的观察者，就既不是国民党当局的喉舌，也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员，因此在他的新闻通讯的形式上，对处于内战之中的国共双方同等对待，并在报道和评论中各有褒贬。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双方的军事行动，他同样地采取比较中性的用语。
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报纸受当局严格管制，唯有这位《大公报》记者敢于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坦率地评述、分析国共两军对战，可谓“众人皆醉我独醒”。在一般国统区报纸上，有关“剿匪”战事动态的官方报道立场明确，凡提到红军和共产党领导人言必称“匪”，写“我军”则大加颂扬，国军将士如何战功卓著，“剿匪”战局如何节节胜利。
而范长江的通讯却与众不同，直称“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朱毛主力”“红军中央高级干部”等，对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萧克均直呼其名，并无一处称“匪”。他在报道中将红军部队与真正的土匪做出明显的区分。
在战事方面，他敢于直言赞扬红军部队，如称徐向前“勇而有谋”，“叹徐向前用兵之能，而恍然于川军之非其敌手”。同时也决不讳言“国军”的失败和错误，并指出，“民间所传作战情形，颇多与（官方）公报者大有出入”，此处运用春秋笔法，揭露官方“剿匪”宣传颇多谎言。
他当时对红军性质的界定是“农民武装”“农民之暴动”，虽然这不太符合共产党自身认定的“无产阶级”政治属性，但是却大胆地认定红军不是“土匪”，不属于一般的“绿林运动”，而是有政治目标的“与社会合为一致的社会运动”。这就在根本上与国民党当局的“剿匪”政策分道扬镳了。
提出“求生主义”法则
在《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中，他写道：“在这样闭塞的地方，仍然表示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于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这段话完全不同于官方话语体系，而是将彼此斗争的国共双方一视同仁，看作是政治方针不同的两种势力，而在政权之争中究竟鹿死谁手，其实尚未可知。
他在翻越大雪山的雪宝顶时，遭遇生死极限而感悟良深，于是提出了独特的“求生主义”法则，他说，“生存为人生之本质，以全力以维持生存，继续生存，扩张生存，即为人生存之光明正道。为自己生存之存续，所采取之任何手段，自其本身言之，皆为道德之行为”，“今穷病死于雪山者，与葬于东陵西陵者，在人生意义上，皆无丝毫之轩轾”。他后来明确解释说：“我在通讯中议论生存斗争一段，把皇帝和平民平等看待，也意味着对国共要平等看待。”
他在乘羊皮筏从兰州赴宁夏时，见石峡绝壁上有石羊身处险境而终不自弃，于是进一步对其“求生法则”加以解读：“一时代之社会政治制度，苟不能适合于当时大多数人生存之需要，则此大多数人必如石羊之艰苦挣扎，以求其生存之继续与发展。”可见这一“求生法则”并非泛泛而论，而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正是由于范长江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藐视当局的“剿匪”政策，敢于如实反映地内忧外患的事实真相，所以《中国的西北角》在当时引起社会轰动，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他的西北之行也因此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快与戒心，认为他的通讯有袒护红军和“通匪”之嫌，并于1935年12月通报西北各军警机关，“注意”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