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波与周恩来总理

　　作者与马少波（右）在乐耕园

　　在2000年千禧之际，经上海戏剧界朋友的热心引荐，马少波从北京给我寄来了一纸委托书，要我代理他的一桩笔墨官司，并且急切希望和我面谈。

　　马老是新中国戏曲事业开创性人物，在文学、戏剧及文艺理论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著名诗人贺敬之有诗：“身历烽火路，笔开艺苑春。关田两汉后，今马又一人。”“关田两汉”指关汉卿、田汉，“今马”指的就是马少波。

　　作为上海的一名年轻律师，我很少接外地案子，然而这次却是例外。接到信函后，我匆匆打点行装，登上了北往的列车。

　　享有“当代大剧痴”的美誉

　　马老住北京地坛北里的一个住宅小区，一幢普通民宅的二楼。我到的时候，马老和夫人李慧中已早早在家中等候。见他年过八旬，依然精神矍铄，才思敏捷。客厅上方，是马老亲自书写的三字“乐耕园”，用以“勤奋必耕，自得其乐”自勉。60余年来，他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小说、戏剧、诗词、书法，以及大量文艺理论著述。退休后的马老依然生命不息，笔耕不止，在文学、戏剧、艺术的天地里自由翱翔，硕果累累，享有“当代大剧痴”的美誉。

　　马老的书斋，犹如一个历史和艺术博物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作品让人目不暇接。书柜上方，有他20岁参军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犹如一道人生时光银幕。旁边有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总指挥任命马少波为第七师第二十一旅第六十二团秘书处秘书主任的委任，还有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发的马少波为中央戏曲研究院副院长的任命通知书。

　　最显眼的是一张略显发黄的旧照片，一边是年轻活力的马少波，一边是风度翩翩的周总理，他饶有兴趣地在听着马少波作汇报。“这照片太珍贵了，它是什么时候、什么场景下拍下的？”我忍不住打听个究竟。

　　老马的回忆很清晰。“这还是在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期间，那时新中国还没成立呢！党中央对我们戏曲事业高度重视，我是山东代表赴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其间（6月26日），周总理在西花厅约见我们解放区从事旧剧改革的干部交流经验。那一年我31岁，是会议中年龄最小的。会上，总理指定我先发言。我有些紧张，分三个部分谈了谈自己的想法。当发言约10分钟左右时，一旁有同志扯了扯我的衣襟，低声说：少波同志能不能说得扼要一点，留点时间让大家说说。可总理听到了说：今天就是要让少波同志讲嘛！”这让马老很感动。

　　会议期间，马老还荣幸地见到了毛主席。“6月29日，周总理安排汽车，接我和周扬、田汉同志去见毛主席。我把自己关于戏曲改革方面的建议进行了汇报，毛主席对我的意见表示赞许，让我回去等待，他说还要再商量。”

　　“马梅配”配合得很好

　　我们聊到马老任职的中国京剧院。“1959年，当时我任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院长是梅兰芳先生。中国京剧院直属文化部，周总理一直对我们很关心，我们做工作计划，在报文化部的同时，还直接报送周总理。我们‘马梅配’配合得很好，他是京剧表演大师，我则主要抓剧本创作。一部戏的好坏，剧本的质量是关键。”

　　马老不仅能写，还善于编刊物。13岁读中学时，创办并主编文学半月刊《天外》；在胶东文协，曾创办《海涛》《文化防线》《胶东画报》《胶东戏剧》等多种刊物。“战争年代编刊物何其艰难。经费难，纸张难，邮路难，印刷尤难。我作为主编，必须付出巨大辛劳。”稿子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马老便亲自动手，日夜伏案；农家草屋的一盏小油灯，常常通宵不熄。马老的笔名也多，他能记起的有：苏杨、司马文、华天、红石等等。

　　话题终于转到他的那桩笔墨官司。马老书桌抽屉里有一大叠材料，传票、证据、判决书，光判决书就有好几份。接过一看便吃了一惊， 三位当事人都已经是耄耋老人，且都是我国戏剧界极富声望的老艺术家。而且官司的争议，不为一分钱财，只为“马少波”三个字。为了这三个字，三位老人已经争执了整整40余年。一方坚持在作品上署上“马少波”的名字，而另一方却坚决不让。

　　原来，1959年间，也就是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中国京剧院组织创作京剧《满江红》，获得观众广泛认可；作品是三人集体创作的成果。马老是这两个作品的编剧之一，为大家所公认。“可后来我挨了整，受到了处分，我违心写了检讨书。于是，作品原先三个人署名变成两人。”1994年，经马少波申诉，组织上查明事实后撤销了对他的处分。但中国京剧院在建院四十周年的纪念册上，两个作品中依然没有马少波的署名。

　　1999年，《中国京剧史》一书出版。马少波出任该书主编，书中对两作品的表述恢复了最初的三人署名，再次引发了关于“马少波”署名的法律争端。

　　我回上海以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顺利完成了那桩笔墨官司的所有法律程序。此案经过上海中、高两级法院审理，确认马少波系两作品的编剧之一，《中国京剧史》中的相关表述并无不当。我因这场官司和马老结下的一段缘分。

　　（摘自《世纪》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