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比尔·盖茨著 鲁伊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2月出版

　　13岁学编程，20岁从哈佛退学创办微软，31岁成为世界首富。在本书中，比尔·盖茨首次系统性公开自己的成长路径中的几个决定性时刻，塑造了一位科技少年敏锐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亢奋多动的“乐呵小子”

　　我出生于1955年10月28日，在家里的三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姐姐克里斯蒂出生于1954年，比我大21个月；妹妹莉比要在我出生近10年后才来到这个家庭（见图，一家四口时）。

　　还是小婴儿时，我有个绰号，叫“乐呵小子”，因为我总是咧着大嘴笑呵呵的。这倒不是说我不爱哭，但显然，我感受到的喜悦胜过了其他情绪。我的另外一样明显的早年特征可以被描述为精力过剩，我喜欢摇摆晃动。一开始是骑在一匹橡胶摇摇马上，一摇就是几个小时。我长大一点儿后，这个毛病也没有改掉，只不过不再借助摇摇马：我坐着的时候摇来摇去，站着的时候摇来摇去，凝神想事的时候也总是摇来摇去。摇摆对我的大脑来说就像是一个节拍器，现在依然如此。

　　我父母很早就知道，我的思维频率有异于其他孩子。比如说，克里斯蒂很听话，和别的孩子很容易玩在一起，而且入学后成绩一直很好。这些我都做不到。我母亲很为我担心，她还给我在橡果学院的学前班老师“打预防针”，让他们放低对我的预期。

　　在橡果学院的第二学年，我成了“又一个脾气特别暴躁、十分叛逆的孩子”，一个喜欢自顾自大声唱歌、动不动走神溜号的四岁男孩。根据校长的记录，我会跟其他孩子打架，“大多数时间都闷闷不乐”。幸运的是，我的长期规划让老师们大受鼓舞，他们写道：“我们深感被他接纳，因为他将我们列进了其登月方案的乘客名单。”（我比肯尼迪早了几年。）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父母发现这个亢奋多动、脑瓜机灵、爱唱反调且性情急躁的儿子很难对付。

　　这种力不从心对我们一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年岁渐长，我如今更好地理解了在我探索这条离经叛道的成年之路时，他们的帮助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

　　“咱俩约会吧”

　　我父亲是出了名的好脾气，这与他六英尺七英寸的身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常常是整个房间里块头最大的，而他的谦和有礼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与人打交道时从不拐弯抹角，通常直入主题，这是他的作风，与他作为公司和董事会法务顾问的职业身份吻合。（他后来当上了盖茨基金会的首任负责人。）

　　1946年秋，他是《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惠及的那一拨退伍军人之一，这项慷慨的政府计划让数百万人有机会接受本来无力负担的高等教育。但在我父亲的评价中，该政策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华盛顿大学校园里的男性数量远远超过女性，这意味着找到舞伴的概率很低。所以他最终决定向朋友玛丽·马克斯韦尔求助。

　　我父亲知道玛丽是卡帕卡帕伽玛女生联谊会的干事，于是问她身边是否有女生愿意跟一个喜欢跳舞的高个子男生认识。玛丽说她会帮忙打听一下。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杳无音信。有一天，在女生联谊会外边一起散步时，我父亲再次对玛丽提起这件事。“我想到一个人选，”她说，“就是我。”我母亲身高五英尺七英寸，我父亲直截了当地说她不符合标准。“玛丽，”他说，“你太矮了。”我母亲悄悄地靠近他，踮起脚，手在头顶比画着，反驳道：“我不矮！我很高。”

　　我父亲总是说，他请我母亲给他介绍舞伴不是在耍心眼，不是为了让我母亲跟他约会。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的天，”他说，“咱俩约会吧。”两年后，他们结婚了。

　　父母的差异

　　玛丽·马克斯韦尔，也就是我母亲，是在极度溺爱她的祖父J. W.马克斯韦尔一手打造的家族文化中长大的。J. W.马克斯韦尔是一位银行家，更是一生不断自我完善的典范。

　　J. W.和我的外祖父（也是一位银行家）搭设了一个财富与机遇的平台，这意味着我母亲在儿时几乎什么都不缺。我的外祖父母在华盛顿大学相遇，1946年，在胸怀大志的父母的全力支持下，我母亲也追随他们的脚步进入华盛顿大学。

　　当我父亲谈起童年时，祖父在他口中是一个工作狂，很少为生活中的其他事情留出时间。祖父经营着从我曾祖父那里接手的家具店，它扛过了大萧条的冲击，但也仅是幸存而已。祖父时刻为家庭财务状况担忧。我父亲说，祖父从来不去电影院，也不带儿子看篮球比赛，因为在祖父眼中，这种事纯属耽误工夫，是在跟他店里的生意抢时间。我父亲说，祖父似乎总是处于慌慌张张、提心吊胆的状态。“学点儿赚钱的招儿，儿子，学点儿赚钱的招儿。”他总是这么跟我父亲说。

　　我父亲想上大学深造，他不想屈服于我祖父的安排。1944年6月，我父亲前往阿肯色州报到，接受基础军事训练。候补军官学校让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远离战斗，原子弹随即结束了战争。他的许多朋友都没有那么幸运，侥幸生还者终生背负着战争的阴影。倘若被人问起，我父亲总是会说，服兵役对他而言是一段极其宝贵的经历，随即便闭口不谈。

　　回到美国后，他迫不及待地想拿到学位，开创一番事业，以及好好跳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