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 1937）》

　　游鉴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本书以近代江南女子体育为研究对象，透过当时的报刊、调查、广告、口述等材料，将近代中国学校、政府、媒体、社会如何看待及试图改造女性身体的历史做了梳理。作者从性别视角出发，用女子体育史、运动史勾连近代中国史，审视近代江南女子体育与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的关系。

　　“五四”前后到1937年间，在到处洋溢着的救国的呼声下，“体育救国”这个名词，和当时的“跳舞救国”“明星救国”“航空救国”这类名词一样，成为摩登新名词；在本质上，“体育救国”承袭了“保国强种”的概念，呼吁民众锻炼强健的身体以挽救中国。

　　“新妇女”“新女性”与“摩登女性”的出现

　　“国民之母”“女国民”这类词原本是从“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中衍生而出的。尽管民族主义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持续发酵，“五四”前后知识界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却是从多重文化去启蒙思想的。因此，具政治意义的“女国民”，逐渐被新的女性形象取代，“新妇女”“新女性”“摩登女性”这些名词踵继出现，以“妇女”为名的杂志也充斥出版界，明显体现女性形象走向缤纷多元。

　　“新妇女”所指的是有能力、有思想的独立自主女性，正呼应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附属品”的论调。较晚登场的“新女性”“摩登女性”，虽然人们对其有正反两面的评价，但多数人仍把她们放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层面看待。不管“新妇女”“新女性”还是“摩登女性”，全是时代的产物，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下，成为自主、自动、自觉和自决的人，是这项运动的主旋律。不过，1924年之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声浪的高涨，使“新妇女”“新女性”“摩登女性”的角色不只要表现个体，还必须融入国家民族这个大群体中。

　　事实上，1919年5月7日，在为响应“五四”运动而成立的“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揭开了这时期知识女性投入爱国运动的序幕后，在接踵而至的各种政治事件中，女性都不曾缺席，国民党或共产党的组织中也不乏女性身影。不可否认地，“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女性当“人”的舆论，让“新妇女”“新女性”“摩登女性”从论述中走出，以实际行动参与救国工程。

　　从“保国强种”到“体育救国”

　　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教育体制进入崭新阶段，学校教育由模仿日本改为模仿美国，体育课程也较过去多样，不仅授课时数增加，课程内容也不再以呆板的体操或兵操为主，而是加入田径、球类等活泼的运动项目。同一时期，美国体育专家麦克乐及我国留美的体育学者，先后引进美国的自然体育理论，提出“体育即生活”的口号，军事化的体育教学方式不再引起他们的兴趣。清末以来展开的各种运动会项目，也在此时有新的变化，运动场上的主戏是田径、球类等竞技运动，而不是讲求整齐划一的体操表演。女学生的体能训练目标则从成为“国民之母”“女国民”，转为成为具有运动长才的“新妇女”“新女性”或“摩登女性”。

　　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揭橥体育与军事教育政策，接着又先后颁布法令，强化这项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加强民族意识，通过体育课程来保家卫国的观念的热度再度升高。

　　在国民政府和体育界人士的桴鼓相应下，体育军事化和体育救国的论调广为流传。全国瞩目的全国运动会，也不断借由开幕演讲，标举体育与复兴民族的关系。影响所及，清末民初以“保国强种”“国民之母”倡导的女子体育理念，继续被沿用。

　　值得注意的是，当“体育救国”一类的语词广泛流行时，许多论者强调的是女子体育能复兴民族或是救国的一面，而不再过度着眼于“强种”的观念。从1936年《中华女中校刊》举办的《我之救国谈》《国难期中之妇女》征文中普遍看到，女学生认为在无分男女的抗日号召下，女学生应借由体育达成救国的心志。《闲话妇女：妇女健康美的养成》一文的文末也写着：

　　在此祖国风云紧急的当儿，我们要求生存，必须振起精神，冲过此狂风暴浪，挽祖国于狂澜，拯民族于虎口，这都是我们中华同胞每个人都应负着的责任。但担负这种责任的力量，就是健康。换言之，就是我们有了强健的体格，健全的精神，健全的智慧，才能担负起这救国的责任！妇女同胞们，可不努力吗！

　　体育专家萧忠国在《提倡女子体育与中华民族之复兴》一文中，甚至表明女子体育不但有利于民族复兴，而且远较空谈女子解放或自由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