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碗不还

　　我娶的婆姨喜欢陶瓷。大件的瓷，譬如梅瓶，我家买不起，于是我婆姨就买碗。我家因此有很多碗，摞在碗柜里。我的婆姨在家里是个厉害的人，坚决不允许我和女儿打破这些碗终身只是观赏而不许使用的规矩，倘若我触碰尤其是不小心打碎了其中的一只碗，我的婆姨就会发飚，我家瞬间就会天翻地覆。我的婆姨甚至不能允许除她之外的人拿在手里把玩。但惟独对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张贤亮（见图）。

　　我家当时住在银川市的唐徕小区，张贤亮在唐徕也有一套房子，他一个人单独住，把这作为他的工作室，一个人在房子里静静地写东西。张贤亮是不做饭的，他也不会做饭，因此他的屋子里是没有碗的。没有碗的张贤亮又必须要吃饭，我家门前当年有一大片空地尚未盖楼，作为小区的贸易集市，有很多的路边摊和小饭铺，张贤亮便到这儿来觅食。他不愿意使用路边摊和小饭铺里的碗，嫌弃那些碗在一桶反复用了多次的水里整天浸洗，脏，所以他就顺道到我家来拿碗。

　　张贤亮那时候已经很显赫了，是全国知名作家，不再是当年那个见了我还有几分拘谨恭顺的南梁劳改农场的业余作者，尤其他已经是宁夏文联主席，是我的领导了，还有一个原因他和我全家已经十分熟络，故而张贤亮到我家来拿碗，径直打开碗柜拿了就走，不跟我和我的婆姨多一句废话。

　　我的婆姨看在眼里，心在滴血，敢怒不敢言，任凭他拿走。更让我婆姨心里滴血的是，那些张贤亮拿走的碗，他多半不还回来，吃完了，不知道顺手往哪里一扔，那些碗从此便和我家天各一方。

　　最好的朋友

　　张贤亮很多次地来我家拿碗，把我婆姨积攒的碗一点一点地消耗。每次来，他还总要和我聊会儿天，作为他写作了一上午的松弛时刻。我赔碗还要陪聊。张贤亮跟我聊的都是他对跟他同时代的著名作家的看法，都是对于他们文学成就的评价，一个堪称文学大家的人对一帮文学大家的评说。因为这不是媒体采访，完完全全是真心流露，是私下交流，有赞颂之词，更有尖刻言论，不能说就是诋毁，但也是凌厉戗击。

　　张贤亮不是个谦逊的人，他对于跟他同时代的文坛，对于那些也是文坛骁将的大家，是有一种睥睨的，至少他内心是这样。他认为他要比他们写得好，甚至要好得多，他颇有一些瞧不起他们，尽管他在公开场合不这么表露。我唯一一次听到他说另一个男作家作品的好话，是张承志。从张贤亮嘴里听到他称赞张承志，令我很有些意外，因为我听说张贤亮和张承志关系不睦，至少我知道他俩此生基本没有交往过。我听到张贤亮称赞张承志的那一次是说他的一部中篇小说《西省暗杀考》写得好，张贤亮认为张承志是个有骨头的作家。当时张承志还没写出他后来的力作《心灵史》，我想张贤亮如果活着时看到了，他多半也是会夸赞的。

　　中国作家里跟张贤亮关系最好的是冯骥才。张贤亮不止一次向我说过冯骥才对他的好。说他出国，路过天津，冯骥才夫妇招待他，给他准备出国的行装。张贤亮始终感激冯骥才。

　　除冯骥才外，天津还有一位林希，写市井是写得极好，十分精彩，和冯骥才一样，亦受到很多喝彩。但张贤亮不喜欢。张贤亮的生活里充满着太多的磨难，所谓的市井生活从来没有光顾过他，他当然认为冯骥才写得轻——是轻，而不是轻飘，说轻飘就是贬低了。冯骥才的小说从来没有打动过张贤亮。我有时候很奇怪张贤亮和冯骥才这对文坛挚友的关系，所谓惺惺相惜，从而成为毕生挚交，张、冯却不是这样的。

　　陕西三位巨匠

　　张贤亮跟我聊得最多的还是与宁夏近邻的陕西省的三位巨匠：陈忠实、路遥、贾平凹。这有个背景，当时评论界提出了“文坛西北王”的概念，一部分评论家提出张贤亮是西北王，另有一部分评论家不以为然，陕西省则是集体缄默，显然并不纳服。张贤亮本人是在意这个封王的，所以他很关注陕西文坛尤其是这三位领军人物的文学动向。对陈忠实，张贤亮是很看重的，张贤亮从来没有夸过陈忠实，至少我从他嘴里没有听他夸过，但这种默然却不是漠视，而是陈忠实自《白鹿原》之后的拔地而起让张贤亮感到了分量，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我和张贤亮交谈中，我感觉张贤亮甚至不愿说起陈忠实，提到老陈他就闪避过去。我感觉张贤亮在心里已经有了他已写不过陈忠实的想法，这种感觉让他很难受。

　　对于陕西的其他两位，路遥和贾平凹，张贤亮谈起来则很轻松。在张贤亮的心目中，这两位的水准不能和他等腰。但张贤亮从来没有说过路遥和贾平凹的坏话，尤其对路遥，在极端贫困中写作，为文学丧了命，张贤亮是怀有敬意的。对路遥，他只是说：“路遥的著作，其实只有一部，那就是《人生》。”那时候路遥已经写出了《平凡的世界》。对贾平凹，张贤亮的敬意就要少很多：“贾平凹的东西，写得有点小机智。”他还是没说老贾的坏话。 （摘自《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