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帮装裱肇始于明代中晚期的扬州，历史悠久、名家辈出。民国年间，上海古书画装裱业进入鼎盛时期，但“文革”后迅速萎缩。1990年代以后，为上海博物馆修复过晋代王羲之草书（唐代摹本）《上虞帖卷》、唐代孙位《高逸图卷》等国宝文物的严桂荣先生几乎成为硕果仅存的扬帮装裱大家。1997年，费永明师承于严桂荣先生，师徒二人同勉共进、交情甚笃。如今费永明已是扬帮古书画修复非遗传承人。

　　潜心钻研的小学徒

　　1935年，严桂荣14岁时，父亲将他送到申报馆当学徒，学习排字。但他不感兴趣，学了一个多星期便不干了，一直想学裱画。于是，经父亲托人介绍，他去了扬帮装裱名店“集宝斋”老板潘德华那里当学徒。当时，装裱书画有“苏帮”与“扬帮”之分，苏帮以裱新书画为主业，扬帮以修复古旧书画为主业。

　　旧社会拜师规矩很严，学徒先要同老板立下《关书》，学艺三年。《关书》如卖身契，写明“学艺期间生死祸福，各听天命”。徒弟学成后可留在店中干活；学不好要偿还学徒期间的吃住开销等费用。费永明回忆：

　　听师傅讲，他的学徒生活非常辛苦，早晨要卸门板、扫店堂，还要学会热情待客等；学本领全靠自己下功夫苦练，并且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注意向有经验的师傅学习。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有装裱店百余家，要在这高手云集之处出人头地谈何容易。为此，他常常鸡鸣起床，深夜入睡，苦练基本功，潜心钻研技艺，很快就学会了眼工、刀工、手工、砑工……要学会裱褙新书画，并不算难；要修复一般旧书画，有了一定功夫也好对付；但要修复有收藏价值的古代书画却要触类旁通，了解历代书画家创作的艺术特点、文物鉴定知识、文史知识和化学知识，等等。

　　佯装阔少“偷”学艺

　　严桂荣出师后，潘德华让他主持店里的装裱业务。有一次，江苏南通一家大纱厂的厂主吴方生先生，花费10两黄金购得一把明代唐伯虎画、文徴明书的成扇，可惜扇面已破损严重。于是，他找到潘德华，许以重金，请求修复，潘觉得此活棘手，不敢接。站在一旁的严桂荣心想，天下总有能人。

　　巧的是，严桂荣的一位挚友，说可以把他介绍给苏州的一位善裱破旧古画扇面的高师傅，但要价不菲，做活时还秘不示人。严桂荣灵机一动，便装扮成一位阔少爷，带着几张破烂不堪的古画扇面去苏州找到高师傅，同时表明因东西名贵，大人关照装裱时本人必须在场，高师傅没把眼前这个“毛头小伙子”当回事，破例应允了。待装裱完毕，严桂荣返回上海，闭门研究，终于掌握了独门诀窍。

　　后来，严桂荣主动找到吴方生谈修复扇面的事，当即与其约定裱坏了赔偿黄金15两，如裱好了要收工钱黄金10两。谈定后，严桂荣用了3天半成功修复好成扇。吴方生十分高兴，拿着裱好的成扇找潘德华显摆，潘看后连连称赞，望能介绍认识这位高手。吴方生笑着答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潘德华这才恍然大悟。

　　“火烧”国宝《上虞帖卷》

　　1959年，严桂荣由上海市文化局推荐进入上海博物馆刚创设的文物书画修复工场，拯救濒于毁灭的国宝级文物。工作20余年间，他精心修复的国家特级、一级、二级文物有300余件。“师傅尤以‘火烧’晋代王羲之草书（唐代摹本）《上虞帖卷》，技惊同俦。”

　　1970年代，上海博物馆收购了一幅古帖卷子，因年久纸色深褐、纸本破碎，经谢稚柳先生鉴定，此字帖是晋代王羲之草书（唐代摹本）《上虞帖卷》，价值极高。但也有人提出异议，纸本字迹模糊难辨，又无印章，何以证实？根据著录，此件上钤有唐代“内合同印”一方，曾经宋徽宗御览，可作为断定唐代摹本的依据。但此印仅见于著录，原印失传。

　　严桂荣接到此帖后细心辨察，凭借多年经验，发现原件上有两处黑斑，遂断定必是印迹。随后，他先在画面上盖上一层厚纸，浇上特配的药水，然后倒上酒精，划一根火柴，点燃，瞬间，画面上一簇火焰腾空而起，围观者大惊失色；火熄后，他清除画面上的纸烬一看，清晰显露出来的正是鉴赏家们熟知而又从未见过的“内合同印”。于是，这幅《上虞帖卷》的断代问题被破解了。

　　“唐代孙位《高逸图卷》的修复也令师傅十分难忘。”此画距今已1000余年，因长期保管不善，画面支离破碎，多处断裂，又因画家作画时用的是大青大绿等重彩，画面色彩好似沾了一层灰，一碰就落，仅有宋徽宗、乾隆帝等历代帝王、名家的题跋还算完好。面对这幅“病画”，严桂荣冥思苦想数日，在中国科学院专家的帮助下经过多次摸索试验，终于找出了专治古代书画霉斑的良方。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这幅唐代著名人物画终于神完气足与世人见面了（见图，局部）。　　   

　　（摘自2月7日《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