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③

　　②

　　④

　　哈里森·福尔曼，1904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1922年至1925年间先后就读于芝加哥艺术学院和密尔沃基雷顿艺术学校，1929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学士学位。1930年，他作为一家航空公司的代表首次来到中国，三次进入西藏采访，于1935年出版了《穿越藏区禁地》一书。他是一个既能动笔写作，又能跑腿拍照的全能记者，写作了多部中国题材的著述，发表了大量中国报道，拍摄了海量的中国照片。他深受埃德加·斯诺的影响，1937年在陕西关中地区采访了即将改编的红军，1944年进入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采访，写下了与斯诺《西行漫记》相媲美的《北行漫记》。1973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并深入延安采访。本文就1937年福尔曼在陕西所拍摄的红军照片做分析和考证。

　　“怪异”的军服

　　这些军人穿着类似侵华日军的军服（见图1），领子上缝着领章、帽子上缀着五角星，打着有五角星和镰刀锤子标志并有“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字样的旗帜，或手持汤普森冲锋枪，或在机枪阵地、重炮阵地训练，或骑着大马，或准备骑自行车出发，或在毛泽东八角帽画像下学习……

　　一般读者通常认为红军穿的服装是灰蓝色的，领子上缀有红领章，头上戴的是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这种认知当然是受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夏季在志丹县（1936年6月前称保安县）给毛泽东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红军领袖照片广为传播的影响，以及后来大批影视作品所展示的红军形象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红军第一批制服是在1929年3月攻下了闽西重镇长汀城后，仿照苏联红军的军装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赶制出来的，共计4000套。之后，各方面军仿照这批制服制作了大批军装。红军长征时期，各方面军的给养虽然得到不同程度的补充，但是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他们的着装已经五花八门、衣衫褴褛了。

　　红军到达陕北后，由于东征战役的胜利，得到了大批物资；西安事变前后，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军队的关系改善，从西安方面也得到一定的物资补充。1937年1月党中央与中央军委进驻延安城后，许多人都穿上了新制作的红军制式服装。史沫特莱、海伦·斯诺1937年初抵达延安采访时，也都穿上了新制作的红军军服。但是，这不等于所有红军官兵都能够穿上这样配有八角帽的军装。更何况，各方面军之间，军服的颜色、式样也不可能完全统一。

　　2016年11月21日，某网站的一篇文章《红二方面军老红军何定安的故事》中说，1937年三四月份，红二方面军奉命前移，总指挥部驻扎在富平县庄里镇张家大院。1937年6月5日，因为红军改编八路军在即，负责后勤部门工作的何定安特别请来城里的照相师傅到庄里镇，为一些红军干部和战士拍照。当时，红二方面军战士们的衣服破旧不堪，还是习仲勋带领关中特委的同志联络东北军帮助红军保障了后勤供给。东北军既送钱又送粮，还调来一批东北军的日本式军服，大家在帽子上面缝上了红军的红五角星帽徽。何定安留下了他一生中第一张红军军服照片，所穿的军服与福尔曼照片中红军官兵的军服完全一致。

　　笔者注意到，这时期在陕西关中地区红军自己拍摄的大量合影中，都有戴“小头”军帽的，包括彭德怀、贺龙在内。

　　先进装备从何而来

　　福尔曼照片中红军手中先进的装备又是从何而来？

　　已经有专家分析，这些武器装备和自行车（见图2）等，国外早已生产，我国也有进口，并有国产仿制品出现。有人说，那些大炮应该是在红军东征战役中缴获自阎锡山部队的。这当然是一种推测，试想一下，东征胜利后，红军依然是在大山深沟里转战，没有通衢大道可行，那些沉重的大炮等辎重又如何搬运呢？红军进驻关中地区，比邻尚在东北军、西北军控制之中的西安，而且，当时的红军与他们的关系可谓唇齿相依。我们可以推测，如同得到那些“怪异”的军服一样，西安方面才是红军得到这些重要军需的重要渠道。

　　与贺龙合影

　　1944年福尔曼随中外记者访问团完成采访任务之后，在一书中写道：

　　1937年7月7日晚上，我正在贺龙的指挥部里。……第二天上午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贺龙和他的队伍宣布，不管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否同意，他们都要同日本作战。自从那第一次会见之后，七年过去了，贺龙的变化很小，他还是那个强健的、精力充沛的勇士。

　　很显然，1937年7月7日前后，福尔曼在陕西关中地区的红军驻地采访，此时，红二方面军的指挥部设在富平县庄里镇。福尔曼拍摄有贺龙的单人照、贺龙与他的合影（见图3）。

　　从福尔曼的照片中，我们能够发现时间、地点信息。在一张照片中，所拍摄的《锻炼》手抄墙报上写有“抗日人民红军总政治部支部机关报”“1937年6月23日”的字样，由此可以看出，照片拍摄时间是6月23日或之后的某一天，拍摄地点是红军总指挥部泾阳县云阳镇附近。还有一张照片拍摄的是“援助绥远抗日将士”的壁画，其落款写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第二师政治部宣传队”的字样，据资料，红二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基本驻扎在富平县域内。

　　笔者于2020年11月前往陕西省富平县、泾阳县、三原县，考察福尔曼照片的拍摄地，遗憾的是，照片中那些建筑物大多已经消失。但是，位于庄里镇的百年老校立诚中学尚有当年的藏书楼和一栋老教室，同当年福尔曼与贺龙等人合影背景中的建筑物完全相同。

　　红军战士在学习英语吗？

　　一块小黑板前，坐着数十名红军战士，黑板上面写下了一行字母（见图4），教官在给他们教授英语吗？认真一看，黑板上写的原来不是英文，好像是拼音，可以拼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6年冬天，有一位笔名叫角麟的教师，应聘从上海赶往延安城教书，他把一路的见闻和到达延安最初的工作体验写成了一本名叫《速写陕北九十九》的书。书中说，红军进城的第五天，开了一个大会，有一个代表在台上号召推行新文字；抗日救国会成立的那天，主席台当中挂了一幅白布，上面的口号就是用新文字写的，意思是“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在学校里，他们派人来教新文字……红军战士大多出身贫苦人家，几乎都是文盲。参加革命后，这些战士的一大任务就是学习文化。　　　　（摘自《老照片》第158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