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地质学家韩德馨教授

　　联谊组织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因贪污腐败而遭厌倦的国民党政府节节溃败。而原本了解不多的解放区，多出了不少清新和正面的描述，让大多数留学生对共产党和即将出现的新中国寄予了热切希望。关心和讨论远方的祖国，已成为留学生自发的要求。

　　除了留美中国同学中相继出现的时事讨论会，由唐明照创办的《华侨日报》也在纽约发行，成为当时积极传播国内消息的主要渠道。《华侨日报》吸引了留学生关注，也一度成为在美中国留学生交流的纽带。

　　与此同时，各地分散的留美中国学生社团和论坛也互相联络。1949年6月，来自全美各大学的50余位代表，在美国东部钢铁之都匹兹堡开会宣布成立留美科协。使留美科协成为当时留美中国留学生的主要联谊组织。葛庭燧被选为主席。曹锡华、朱光亚、吴沈钇代表密西根大学参加了会议。

　　留美科协宣告成立后，又在全美各地陆续成立了32个分会，父亲韩徳馨所在为密西根大学分会，序号为16。分会负责人为曹锡华，当时参加分会的留学生有30人左右。分会的工作就是介绍国内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同学们聚餐欢庆，还举办了介绍新中国情况的报告会。1950年初，曹锡华、朱光亚和佘守宪起草了由留美科协密西根大学分会发起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全体留美学者早日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壮士断臂

　　1949年圣诞节期间，父亲在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胡伦积从明尼苏达来到安娜堡看望他。在相聚的几天里，除了父亲陪同胡伦积参观了密西根大学的校园、图书馆、实验室，一起游览了底特律的市区和博物馆，更多的时间则是两人围聚在宿舍的暖炉旁，促膝长谈，谈到学业的安排，谈到对未来的打算，交换对国内情况的看法。

　　父亲和他那一代国人，经受过外国侵略者的欺侮，目睹过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热切地期盼自己祖国的强盛。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一方面出于对共产党的敌视，劝阻中国学生回国；另一方面出于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对于中国学生给予更为优厚的工作和居留条件。

　　当时父亲来美刚一年多，学业和课题虽走上正轨，但论文和答辩还没有全部完成，并且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如皋同乡刘诒谨已在建议父亲，在硕士学位完成后，转往东海岸的麻省理工学院。

　　刘诒谨和钱学森为上海交大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第二次大战期间，刘诒谨为美国空军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与钱学森同为当时美国航空科技界的顶级专家。父亲的同乡好友宗传璧曾写道：

　　上海解放后，大约在1952年左右，我母舅缪镛楼告诉我，陈毅市长已经给他接通美国电话（当时中美不通电话，电话是由法国转到美国的），要求动员诒谨回国。我母舅说，电话中诒谨已答应回国，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一直到“四人帮”垮台了，钱学森邀请诒谨回国讲学。因此，小平同志访美时特地接见了他。

　　后来，父亲和胡伦积一方面被国内热火朝天的建设声势感动，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政府因为敌视新中国，会设置更多障碍，来阻止中国学生回国服务。于是，决心面对可能的未知，父亲有如壮士断臂般下定决心，中断学业，尽快回国。父亲开始计划回国行程，并着手办理回国手续。在“文革”的“交代”中，父亲写道：

　　1950年初，我准备回国，原来想和密西根大学几个同学一起走，像曹锡华因毕业论文一时未能完工，所以我先走了。这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乡环惜吾也准备回去，因此一道走，并一起办理船票等手续。

　　那时，密西根大学有三万多学生，其中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当时，美国不愿中国学生回去，到4月下旬的时候，我到学校的国际学生中心，简称“国际中心”，找国际学生中心留学生管理处的克林·盖尔，说明自己学业结束，预备回去。盖尔劝我说：“留在这儿，继续搞研究不好吗？”我说：“我要回去探亲，想家。”他最后只好说“好吧”，并在证明书上签字。学校留学生的证明都是由国际中心开列，同去的同学有唐立民和曹锡华。

　　那时，办理回国手续，先要到留学生管理处申请回国，开证明，并申请ECA （中国学生救助金，不属援华基金）。之后我同环惜吾一道，前往移民局办理离境手续。移民局办事人员看了我们的护照和证件，也大致重复了克林·盖尔的话，劝我们继续留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我们说明回国理由是回家探亲，他接着让我们填表，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所在机构（学校）、离境理由等等，并在表上盖印，然后取去一张进入美国国境时附在护照里的小纸片，最后在护照上签字：准予离境。

　　对于父亲的决定，周围不少同学出于好意都很关心。在父亲即将启程前，还有同学友人劝说父亲留下来，或再看一看，再决定。

　　踏上归途

　　1950年5月，北美已是春暖花开的时节，父亲告别了老师和同学，离开了学校所在的小城安娜堡。经伊利诺、密苏里、堪萨斯和新墨西哥等州一路西行，到达西海岸加州的旧金山。在短期停留后，从旧金山出境，加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波留美学人的返国浪潮中，踏上返回祖国的漫漫归途。由于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内回国，后来又常被称作“新中国首批回国”。

　　邮轮从旧金山起航，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半个多月，父亲的心情是急切的、不平静的，盼望着快些回到自己的祖国，对改天换地后的新国家，有着太多的东西想了解、想看到。父亲回忆说：

　　我们5月初由旧金山上船，这艘船叫“太平洋运输号”，货船兼带客运。在码头上，又遇见不少同乘这条船回国的中国同学，约有十一二人。除我和环惜吾外，还有留学爱荷华大学的交大同学周永源，留学密苏里大学的联大和云大同学闵嗣桂和她的丈夫，留学纽约大学的清华同学程京，一对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夫妇，以及带了两个孩子的茅以升的侄女茅女士等人。

　　在回国的邮轮上，感觉时间过得太慢。白天，很多时间是在甲板上渡过，看着日出日落的景色，有时海中的鱼儿跃出水面，有时船尾成群的海鸥飞翔追逐。在回国的旅程中基本没有遇到大风大浪，因此没有感到晕船。

　　邮轮中途在日本横滨停留，有旅客、货物上下，还要对船上的燃料、食品和水进行必要的补充，停留时间较长。我们一些中国留学生结伴上岸，并前往相隔不远的东京市区游览参观。那时，战争结束已近五年，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虽然气氛有些沉闷，但经济在快速成长，城市中已很难看到战争的痕迹，唯一提醒人的是街头不时可见的美国军人。我们还来到东京著名的银座商业区游览，这里还是十分的繁华。对于当年来到中国无恶不作的日本侵略者的家园，有了些走马观花的第一印象。

　　走在日本的土地上，周围的日本百姓显得中规中矩，和在华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实在难以相提并论。但透过日本人眯成一条线的笑脸后面，你似乎可以感到些虚伪的客套、难掩的傲慢和看似刻板的规矩，那是一个自我欣赏，做事认真，崇尚强权的民族，看重的是弱肉强食、欺软怕硬。你要战胜它，让它服气，是要靠比它做得更好，去超过它，去战胜它。所以，爱国绝不仅仅是喊几句口号那么简单，关键是要拿得出东西、走得上正路、握得起拳头。

　　离开了日本，邮轮再次进入西太平洋，穿过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到达邮轮的终点香港。这条航线原本的终点是上海，本应在停靠香港后，继续驶往上海，但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后，美国和新中国没有建交，美国邮轮不再前往中国内地。父亲在香港短暂停留后，搭乘香港到天津的轮船，再次穿越台湾海峡，进入黄海，到达天津塘沽，回到了祖国内地。

　　（摘自《走近西南联大：父亲的求学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