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支年轻的新闻摄影队伍活跃在华北地区。其中，有着“解放区三大摄影家”之一称号的石少华就是从枪林弹雨中锻造出的优秀摄影师。

　　以相机为武器

　　石少华，祖籍广东番禺，1918年5月出生于香港，5岁时随父母回广州定居。

　　1938年初，石少华抵达延安，相继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高级军事政治研究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石少华奔赴延安时本想扛枪救国，却因擅长摄影而成为“摄影战士”。他相机下的《毛主席与杨家岭农民谈话》（见图）《毛主席和小八路》生动细腻，迅速在延安摄影记者中脱颖而出。

　　1939年，石少华作为抗大先遣队摄影记者，随校迁移至晋察冀边区，很快又被派往冀中开创摄影工作。

　　石少华和其他摄影工作者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与突击连、尖刀班、爆破组并肩作战，一边战斗一边拍照。为探究如何在缺乏自然光照和空间有限的地道中进行摄影构图和光线运用，石少华曾多次深入地道，熟悉地道的内部构造。他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记录了敌后军民在地道中进行隐蔽、抵抗日军、救治伤员以及开展纺织等日常活动。

　　石少华在这一时期拍摄的“白洋淀上雁翎队”综合组照更是成为摄影界的传奇之作。石少华六进白洋淀，与雁翎队生活战斗在一起，拍摄了《水上进军》《冰上练兵》等十几幅优秀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军民奋起抗日的精神风貌。

　　保卫《晋察冀画报》

　　1943年9月，冀中军区摄影科和晋察冀画报社合并，石少华担任画报社副主任（即副社长）。9月14日，石少华由阜平康家裕抵达上庄，第二天，秋季反“扫荡”就开始了。9月16日，日军从四面八方将根据地腹心阜平紧紧包围。这种情况下不宜向外转移，画报社就分散隐蔽在附近的花塔山上。白天，大家跟随部队打游击，在深山里和敌人“捉迷藏”；到了夜晚，便在山洞中歇息。

　　残酷的战争环境并没有让石少华停下工作的脚步，在打游击战之余他便去山下进行采访。敌人曾一度逼近上庄，他们经常藏身的山洞因汉奸的告密而惨遭破坏。幸运的是这是个母子洞，敌人只抢走了外洞（即母洞）的东西，子洞里的东西未被发现。

　　12月，日军发动了最后猛攻。此时隐蔽在花塔山的画报社需要立即向外转移。为保护画报社的机器和物资，石少华自告奋勇坚持留在花塔山。12月下旬，日军刚撤退不久，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便通知石少华，立刻连人带机器搬到阜平县东北神仙山脚下距上庄130余里的洞子沟，要想方设法尽快把画报搞出来。当时，画报社社长沙飞等四人正在住院，石少华奉命带着四十余人搬到新驻地。在群众的帮助下，印刷机器和物资很快便转运过来。1944年1月28日，在石少华的领导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晋察冀画报·时事增刊》便完成了印刷工作。

　　这期增刊登载了叶曼之、叶昌林、刘峰等摄影记者在本次反“扫荡”中拍摄的六组战斗新闻照片，包括“神仙山保卫战”“林泉伏击战”“为保卫粮食而战”“讨还血债（平阳惨案）”“战斗中成长的人民英雄”等。

　　培养大批摄影人才

　　石少华在拍摄许多杰出作品的同时，还不忘为党的摄影事业培养人才。1940年6月，石少华主持召开冀中军区第一期摄影训练队，学员共十人，地点设在曲阳县宋家庄。没有讲义，石少华就把多年的拍摄经验一点点写下来，编成授课讲义；缺少相机，他就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相机修理好再让学员使用；没有胶卷，他就带着学员们拿着相机找准角度空按快门进行练习。从1940年到1948年，摄影训练队（班）共举办九期。这些学员毕业后，奔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前线，拍下众多优秀作品。

　　1945年，由石少华编写提纲、赵启贤整理的《新闻摄影收集材料方法的研究》刻印出版。这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篇集中探索战争年代新闻摄影的文章，内容深入浅出、丰富生动，成为一批批初涉摄影工作的战士们的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石少华作为全国摄影界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参与筹建了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中国图片社、新华社摄影部、中国摄影学会。

　　1974年，因身体原因，石少华辞去国务院文化组秘书长的职务。1975年，他拍下了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做《政府工作报告》的照片。这是在1955年以后石少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拍摄国家领导人。1998年，石少华因病在北京逝世。 （摘自 2月21日《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