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袁传宽（右）在樊畿先生（中）家中

　　樊畿是与华罗庚、陈省身齐名的20世纪伟大的华人数学家之一，从线性分析到非线性分析，从有限维空间到无限维空间，从纯数学到应用数学，都留下了他辉煌的科学业绩。

　　我的伯父名叫袁传宽，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82年，伯父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师从樊畿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樊先生指导的最后一位博士研究生。在师生二人近30年的交往中，他们亦师亦友，情同父子，感情笃厚。

　　在抵达圣塔芭芭拉的第二天，樊先生就把伯父接到他的府上做客。从那天起，伯父经常去樊先生家中，师母燕又芬女士会亲自下厨招待他，伯父不知在那里度过了多少美好时光。伯父后来回忆说：“我实在是踏破了樊先生家的门槛！”从做樊先生的学生与助教开始，到博士论文选题、写作、发表数学文章，再到毕业后在美国大学申请教职，伯父都得到了樊先生的鼎力帮助与悉心指导。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樊畿先生视数学为自己一生的职志，甚至将其作为唯一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形态。他是数学家中的数学家。

　　樊畿先生曾经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生顾问，每次开学之际，在对全系研究生的讲话中，他经常会说上一句：“你们现在已经是职业数学家了，只要醒着，你就必须思考数学！”这句话在校园中被师生们口耳相传，成为樊畿先生广为人知的金句。

　　据伯父回忆，和樊畿先生谈话，他绝对是三句话离不开数学，或者可以说，数学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他曾经对伯父坦承：“不论我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心情很坏的时候，我就看数学、想数学，心绪马上就平静下来了。”

　　1996年，伯父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国际科技大学做应用科学系主任，樊先生夫妇来与他小聚。伯父清楚地记得，那天在客厅里，已是82岁高龄的樊畿先生随手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他最近证明的一条关于“在局部紧致拓扑群上一类重要影射的表示”的定理，随后，还清楚明了地为伯父叙述了这条定理的条件和结论。

　　因为腿疾的缘故，此时的樊畿先生已不良于行，无儿无女的他只能与年逾古稀、同样因疾病而不良于行的夫人相濡以沫。面对两位白发老人，伯父本想劝老师找一家条件好一些的养老院来颐养天年，可当看到眼前兴致勃勃地谈论数学问题的老师时，话到了嘴边，他却始终没能说出口。伯父忽然觉得，一位具有如此清晰数学思维与活跃创造性的杰出数学家，根本不可能属于养老院。他就像《庄子·逍遥游》中扶摇万里的鲲鹏，真正做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永恒的人生舞台

　　樊畿先生执教逾40年，教过的本科生不计其数，带过22名博士生，指导过89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访问学者。可以说，樊先生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这一方讲台是他永恒的人生舞台。

　　伯父说，樊先生讲课从来都是情绪饱满、感情投入，在这个舞台上无限抒发着对于数学的热爱。樊先生讲课，如顾恺之食甘蔗，会渐入佳境——刚开讲时，他的语调还比较平缓，而随着问题逐步展开，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讲到精彩的地方，会非常兴奋，满脸通红、手舞足蹈。伯父常常在私下提醒他，教室里只有几个学生，可以省着点力气讲课，但樊先生一旦走上讲台，就会马上“入角色”，讲到得意之处，早把伯父的善意提醒忘到脑后，仍然眉飞色舞、旁若无人。

　　樊先生还决不允许课堂上出现他认为“滥竽充数”的旁听者。70岁的樊先生在退休前给博士生讲授的最后一门课程是“拓扑群”，这是他数学教学生涯的收官之作，同时也是他最喜欢讲的一门课。伯父有幸聆听了这门课程。

　　大数学家樊先生要开讲“拓扑群”了，这不仅吸引了大部分数学系研究生来听课，就连不少物理系理论物理的博士生也慕名前来。更为难得一见的是，教室的后排竟也坐满了数学系的中青年助教、副教授和教授。像这样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盛况，是伯父生平所仅见。

　　如果是一般的教授，遇到这样的“大阵势”会感到受宠若惊，而樊先生却恰恰相反，他似乎非常不喜欢这种盛况。在正式讲课之前，他首先宣布：“来看热闹的人下次就不要再来了，我不是动物园里的！”随后他给大家解释说，要想听懂这门课，必须学习过研究生水平的“分析”“代数”和“拓扑”。他随即点名查问学生的数学基础，并建议那些低年级的研究生下次也不要再来了；又严厉批评了研究生顾问不尽责，放任学生任意选课。

　　第二次上课，教室里的人数果然减少了许多，但好像依然没有达到樊先生心中设定的标准，他在课堂上又训斥了一位不做笔记的学生。

　　第三次上课，樊先生干脆开列了30多本参考书和文献，这些书目由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等语言写就（数学系有规定，申请博士学位者必须掌握两门外语）。

　　有一位学生举手告诉樊先生自己看不懂俄文和德文，樊先生一听当即发起了脾气：“法国、德国和俄国有那么多好的数学家，他们不一定非要用英文写作，你看不看？你不看他们的文章，怎么能成为好的数学家？！数学和音乐一样，各国的数学家心灵相通，不论用什么语言表达。你以为只懂英文就够了吗？”最后，樊先生干脆把矛头对准坐在后排的助教、副教授和教授：“美国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只懂英文、只看英文文章，其他国家数学家们写的文章完全不管。这就是美国的数学越来越糟糕、美国出不来大数学家的原因！”

　　就这样，在“拓扑群”开讲第一周的三堂课里，樊先生堂堂训人，终于在第二周上课时，课堂上就只剩下包括伯父在内的六个“正经”学生了。

　　伯父记得，那天樊先生精神抖擞地登上讲台，环顾冷冷清清的教室，终于满意地笑了，说：“这个班就应该是这么多人。”

　　就这样，樊先生面对着这“硕果仅存”的六名学生，讲了整整三个学期的“拓扑群”。他之所以对“拓扑群”有如此“执念”，目的是要在退休前留给数学系一个课程样本，一个数学系高班博士生课程的标准，一个绝不允许被降低的标准。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

　　包括伯父在内的这六名学生，一直陪伴着樊畿先生讲完他人生的最后一堂课。随着“拓扑群”课程的结束，樊先生的教学生涯也就此落幕。

　　学生们将要离开樊老师，樊老师也将离开他的人生舞台。六位学生眼含热泪，不约而同地全体起立、鼓掌，向樊老师致敬。一位被事先推举出的美国学生代表大家向樊老师致辞，口才很好的他竟然激动地只说了一句“感谢先生！”随后向老师赠送了一个有六位学生签名的小礼物。

　　下课铃响过许久后，大家目送着樊老师走下讲台，缓缓离开教室。此情此景，只能用京剧《借东风》中的一句话来形容：“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

　　2007年，伯父来到加州看望因中风而长期卧床的樊畿先生。伯父向他详细报告了自己的近况，师生二人长时间紧握双手、相视无语。眼前这位曾经独领风骚的一代数学大师，在课堂上意气风发的亲切师长，此时已是一位身体虚弱、思维缓慢的垂暮老人。伯父无从知道，此刻的老师是否还在思考着数学问题。

　　2010年3月22日，樊畿先生在家中去世。　　  （摘自《纵横》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