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几张，带回家玩”
北京市东城区米市大街的一个小三合院里，1950年9月19日，我那时四岁，首次提笔写字。一直到六岁上小学，每天写字，是我同外婆谢慧中一道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外婆为中国书店修缮书本，这些书卷都曾经是我的教科书，在这些残卷里，我学到了什么是“字字珠玑”。外婆爱极了这些字纸，跟我说：“文字要好。好的文字可以走极远的路。哪怕遭到各种不幸，我们还是有办法让它们恢复原来的样子。”
1956年，我已经十岁，已经完全能读会写。这一年，我遵照外婆的指示，初次走进了溥雪斋老人的大院子。我恭恭敬敬送上一条牡丹烟，溥老先生笑眯眯地问候了我的外婆，接过烟，交给“九妹”，并且留我在那里玩。宽敞的北房大厅里，香烟缭绕，琴声悠扬。一位先生停止弹拨，双手按住琴弦，笑着跟我说话，他是查阜西先生。他同溥先生合奏了一曲《梅花三弄》，听得我心旷神怡。他们又拿琴谱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古琴的琴谱。
溥老先生人好、琴好、字好、画好。他站着写字，气魄极大，写完了，叫我“挑几张，带回家玩”。他坐着画画，画的兰草美得不得了，小虫跳跃其间，活灵活现。溥老先生画完之后，也让我“挑几张，带回家玩”。晚上写字，我爱临溥老先生的字，灵气十足。功课做完，我爱看溥老先生的画。这样的美好伴随我整整八年。现在回想起来，这应当是我所接受的美学启蒙。
“这是一个能写的……”
几乎同时，我也走进了舒先生（老舍先生）的家，陪他浇花，看他写字，听他讲故事。偶尔，看他点着了烟，皱着眉头，一脸痛苦地改稿。我也喜欢临舒先生的字，四平八稳。那时候，我用的砚滴便是舒先生给我的。“日本作家送的礼物。”他这样说。这个铜砚滴跟了我将近七十年，现在还在我的书房里，让我永远记着舒先生的好。
在初中与高中的六年里，我“外语”学的是俄文。于是，我在同舒先生一起做的活动里加了一项，读俄文诗给他听。一个营火晚会上，我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站在听众当中的舒先生听得很有兴致，他身边站着一位先生，竟然是俄语专家戈宝权先生。如此这般，我在高中时期，常常走进戈先生的书房。他跟我说：“文字的音乐性非常重要，普希金你熟悉，要看屠格涅夫的文字。将俄文的音乐性发挥得最好的小说家是屠格涅夫。”我听进去了，并且成为屠格涅夫坚定不移的粉丝。无书的年代，我曾经收工后在戈壁滩上奔波四十里，只为借阅一本残缺的《罗亭》。
1982年，婚后，我们来到台北。先生继续在阳明山上的美国外交学院念中文，我则进入文化大学，选了李超宗教授的课程“三十年代文艺思潮”。很快，李教授带我认识了著名诗人痖弦、辛郁、管管、羊令野，小说大家朱西甯、司马中原，著名作家吴东权、尹雪曼、张拓芜、王璞，以及大学问家、著名的金学专家魏子云教授等。
他们的热情、亲切让我感觉犹如一下子有了多位兄长，欢喜无限。李超宗教授把我介绍给痖公时只说了一句话：“这是一个能写的……”学年结束，李教授把我的结业文章《太平湖畔的孤影》交给了《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公。1983年6月14日到16日，《联合报》副刊连载了这篇怀念老舍先生的文章。这便是我写作与出版的起始。
“平实，最是要紧”
一个月之后，我们抵达北京，在建国饭店放下行李，直奔外婆家。最早联络上的是周有光先生和他的夫人张允和女士。感谢周先生伉俪的居间联络，我在1983年10月就收到了沈从文先生亲笔签名的《沈从文小说选》第一集与第二集。11月，我同周先生伉俪来到了前门东大街三号五楼。在一个极为狭窄的居室里，在铺天盖地的书籍、纸张中间，一张藤椅上，坐着满脸笑容的沈先生。我唤他沈伯伯。沈夫人兆和姨——沈伯伯称呼她“张先生”，担心我听不懂沈伯伯的湘西口音。没有想到，沈伯伯一开口，我便听得字字分明，于是谈话就轻松起来。
热议中，我向各位前辈介绍了魏子云教授的研究，沈伯伯极有兴趣，嘱咐我带魏先生的文章给他看。我马上办到，果真，沈伯伯对魏先生的研究赞誉有加。从这往后，每隔十天半月，我一定会到沈家去。带着沈伯伯喜欢的甜点，以及怒放的鲜花。沈先生最喜欢大红大绿所展现的生命力，我不止一次看到沈伯伯用手指捻起掉落的红色花瓣，将它放到绿叶之间，露出满意的微笑：“生命的残缺在文学与艺术中得到弥补。”
台北《联合报》邀请大陆老作家写稿，最先响应的便是吴祖光和端木蕻良两位先生。之后，便是沈伯伯。紧跟着，许多诗人作家也写了稿子交给《联合报》。那些字字珠玑的文章在宝岛引发热议，经久不衰。我居中及时转稿子、转报刊、转稿酬、转信件，足足十年，到1993年才告完全结束。
由于教学繁忙，我无法写长篇，于是利用周末写短篇小说。一组九篇小说全部在北京的三年内完成，第一位读者都是沈伯伯。他静静地看，摘下眼镜擦眼泪，看完了，跟我说：“平实，最是要紧。你的写法是对的，继续下去，不要中断。”我满心都是伤痛和由衷的感激。
这些小说陆续刊登在台北《联合报》副刊上，曾经以书名《生命之歌》《楼上楼下》两次结集出书，再经过多次修改、润饰，最终，2014年落脚台北允晨出版社，名为《长日将尽——我的北京故事》。小说之外写了三万余字长序《怀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些人与那些事》。出书前，我曾经将这篇序文寄给沈家长公子沈龙朱先生看过。我们通信多年，他甚至寄送《沈从文全集》（三十二卷精装本）给我，每一本都有侄女沈红设计的藏书票。藏书票上，沈伯伯戴着眼镜正在看书或审稿，让我一再深受感动。 （摘自《书屋》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