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展厅里，有一块展示区专门展示“寻找四大会址”的板块，这个板块多次提及我的爷爷郑超麟。其中有一张1984年5月7日实地考证中共四大会址的照片（见图）：爷爷双手紧握拐杖站在铁路边。展区的一面墙上印制着选自爷爷《怀旧集》中一段关于中共四大的文字：
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
这一展区，真实反映了寻找中共四大会址的过程，也肯定了爷爷在寻找中共四大会址时所起的作用。
中共四大会址曾被误定
1924年9月底，爷爷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1980年，作家楼适夷出差来上海顺便看望爷爷，在送楼适夷出门时，他用带着余姚口音的普通话跟我说：“我第一次看见你爷爷的时候，他给我们上党课。那时他刚从国外回来，西装笔挺，风度翩翩，一条怀表链子挂在口袋上。”中共四大召开时，爷爷住在静安寺附近的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里。上海代表每天回家里住，外地代表则住在会场三楼，代表们都从会场的后门出入。
在20世纪80年代间，爷爷为了寻找和确定中共四大会址，只要有关中共四大会址的新发现、新资料，他就及时写信给时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夏顺奎。1984年5月7日下午，爷爷由夏顺奎和虹口区党史办应云龙等四位同志陪同，实地考察会址。到了那边爷爷才发现，原来的房子完全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排新公房。在反复考察后，他站在原地拍了一张照片。那天回到家，爷爷失望地说，中共四大会址被日本人轰炸了，房子没有了。
1984年5月19日爷爷写信给夏顺奎：
我打听到《解放军画报》那个地址的来源，原来是徐梅坤说的，一位党史工作者姜华宣根据他们所说写成文章，初次宣布了横浜路6号的地址，然后以讹传讹。我猜想得不错，一定是1924年参加过全体党员大会的人误将这个地址当作四大地址的。徐梅坤未曾参加四大，但他参加了全体党员大会，回忆时就把横浜路6号当作四大会址了，《解放军画报》没有别的资料来源。
原来中共四大会址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被误定为“横浜路6号”。
“我记得很清楚”
1988年7月23日，爷爷最后一次写信给夏顺奎：
最近出版的《上海党史研究通讯》第五期，您看到了吗？其中有一关于四大会址的文章，涉及您和我。
想不到竟有四个新的资料证实了我的说法，尤其朱凤莲老太的证言更可宝贵；那里果真有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屋。
文章作者的分析是对的：那是假三层楼。从外面看，同普通二层楼石库门房屋没有分别，但内部有第三层楼。我可以证实这个分析。我常到三楼上代表住处去谈天，至今犹记得朝东一面（即前门一面）没有窗子，只朝西一面有窗子。此次读了文章，我才勾起这个记忆。
顺便告诉您我的新发现。那天您和我找到四川北路海伦路上时，我面对着那一排五六间石库门临黑臭浜水的房子时，觉得很熟悉，似乎来过多次的。以后渐渐想起，才确定这里是我们五卅以前办的一个小学的旧址。从我1924年9月回国到1925年春，我们曾借这个小学的一个大课堂召开了五六次全上海党员大会。那时做了一次运动，都要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来做总结，表彰几个人，处分几个人。也有一次纯为学习召开大会的，瞿秋白在会上做社会主义史的报告。会议都是地委书记庄文恭主持的，陈独秀也都出席讲话。
也是因为夏顺奎的热心考证，最后确定了中共四大会址在“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1987年11月1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中共四大遗址处立碑纪念。
1997年夏天爷爷在接受录像采访时，当来访者问为什么能确定中共四大会址时，爷爷回答说：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负责人告诉我们，有几条出路。如果发生意外，我们要逃走的话，沿着铁路向东走可以到宝兴路，宝兴路一边可以通闸北，一边通北四川路（1945年更名为四川北路）；向西走可以通虬江路，还可以到北站；不到虬江路还有一条很小的路，叫川公路。我去找四大会址的那天，川公路还通的。会议期间，我每天乘有轨电车到北四川路横浜桥下车，沿着川公路走不远，有一条弄堂进去。那天下午（1984年5月7日）我们走到会场弄堂进门，一看那个房子完全变样了，原来两三排房子完全没有了，围墙把现在新房子同铁路分开了，没有办法进去。我完全可以肯定这个会址，一点疑问都没有。
中共四大记录员和向导
当年爷爷以中共四大记录员和向导身份参与了大会全过程。现在中共四大纪念馆二楼布置的中共四大会场，也是根据爷爷回忆布置的：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课堂。
1980年1月，爷爷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报告《四大的经过和意义》。他说：“我是这次大会的记录人，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今天，出席的代表还有人活着，列席的同志也有人活着，但即使他们写材料也不会比我更详细。”
（摘自《上海滩》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