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1939年，四世同堂，长须老人就是曾祖父，手扶拐杖的幼童是我的哥哥，摄于昆明大观楼

　　本书是一部家族记忆史，透过人物的命运沉浮，展现了昆明自民国至共和国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和新旧冲突，以及时代风暴对一个大家庭的影响，细腻地描绘了在时代巨变的潮流中，一群普通人是如何恪守传统美德，坚守人性的美好信念，以至情至性温暖彼此。

　　曾祖父熊廷权（1866-1941），这位道尹大人听起来像一位可爱的老翁，养着两只小狗，留意花瓶要不要添水，分享农人丰收的喜悦。拿本书斜躺着最觉自在，吟诗作对求惊人句。此官生活简朴，出门不着官服，不车不马，独自串田家，居然贪看秋花忘路远。有过疆场厮杀马上驰骋的经历，冷眼看官场，暗自嘲笑无事忙的同僚、部下。

　　最大考验

　　按当时必须异地做官的制度，熊廷权被派往四川高县任县长。三十出头的人彼时做县长稀疏平常。他“初补高县，调补营山县、富顺县，历署彭县、庆符县。卓著政声，迭奉传旨嘉奖，保升知府”，在任上先后受过清廷三次传旨嘉奖，估计其中一次与在富顺县镇压哥老会的武装起义（1908-1910）有关。起义由同盟会的熊克武连同当地袍哥组织发起，熊克武是辛亥革命先驱，很得蔡锷赏识，其中矛盾需要历史学者去解读。曾祖父留下的著作中仅有一篇《创建高州小学堂记》和这一时期施政有关。

　　在四川任职期间，年轻的县官经受了毕生最大的考验。1905-1907年两度出关，以参军事的身份到西藏东部办理粮务，负责当时到西藏镇压叛乱的清军之后勤，输送粮草。100多年前进藏的艰辛，如今难以想象。“于冰天雪地艰难困苦中，疏通运道，接济军需”，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藏东边坝县丹达山有一块石碑，记载了1753年奉命率部队运粮食到西藏的云南参军彭元辰的事迹。队伍途经丹达山时，遇大雪封山，被困于悬崖边。无计可施，这位参军纵身跳下雪海以身殉职。负有同样军令的熊廷权，在同样的天气中在同一条路上走过。

　　进藏平叛

　　五年后，已经在丽江知府任上的熊廷权临危受命，再与西藏结缘，重拾参军事的职位，辅佐当时滇军将领殷承进藏平叛。民国初建，尚在风雨飘摇之中，武昌起义后，驻藏川军树起“大汉革命”的旗帜，行迹如土匪。十三世达赖在英印总督支持下发表《告民众书》，要将汉人驱逐出境。四川都督尹昌衡亲自带兵进藏，试图收复被西藏民军占领的地盘。滇军千里入藏，夺回重地巴塘，之后奉命撤回。

　　这一段历史，英国人、藏人、川军、滇军，各自有不同的说法，说的都是军事和政治，并未涉及战争的惨烈，看不到官兵、民众的困苦和牺牲。千辛万苦的西征，无功而还。熊廷权写下长文《乌斯藏哀词》，刻为碑文，至今仍立在丽江黑龙潭边山坡上。文章为士兵鸣不平，为支付战争开支的民众鸣不平：

　　……朝下一令曰其速来，暮下一令曰其速去。岂计及我昆弟子侄之生命牺牲几何，我伯姊诸姑之簪珥损失几何乎！今亦既班师矣！风云帐下，磨残烈士壮心；鼓角镫前，洒尽英雄老泪！……

　　三度以军官身份入藏，影响熊廷权的一生。西征的滇军将领殷承与熊廷权同赴沙场，与他“相从日深，知其才大而性傲，觥觥以名节自重。昆明人士多柔靡，而君独翘然名重一时”。他们从藏人手中收复了战略要地巴塘，自己则被西藏的文化宗教所征服。殷承不久退出军政舞台，专心研究藏传佛教。曾祖父写下《西藏旅行日记》《西藏宗教源流考》（均已失传）。他从西藏带回《大藏经》，后人捐给云南省图书馆。

　　至交蔡锷

　　云南晚清的官派留日学生达300多人，大多习军学政。熊廷权的几位好友都赴日学习，包括李根源和后来结为亲家的钱用中等。革命者摇旗呐喊，唤起年轻人心中激情，云南的留日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

　　作为晚清进士、官员的熊廷权也不例外，他热情地拥护变革，和蔡锷成为至交，受其委派出任川边道尹兼财政厅厅长。护国运动时，他曾抱病去见蔡锷，“一夕洽商，疑难尽决，兵不血刃入成都”，也曾写下《为护国各军自总司令以下阵亡病故诸先烈招魂词》：

　　边风起兮关山长，阵云冷兮压嵩邙。天沉沉兮塞草黄， 雪霏霏兮日霾光。万山寂寂兮河水泱泱，番马怨鸣兮声凄凉。 通帝谓兮告巫阳，试披发兮下金阊。天苍苍兮地茫茫，魂之招兮自何方？北河湟兮南衡湘，西流沙兮东扶桑，归来归来兮勿徬徨……

　　1916年12月1日，熊廷权与殷承联名写下《祭护国军总司令邵阳蔡公松坡文》。

　　民国成立，对熊廷权一家而言，最大的好处是取消了官员不得在本省任职的规定。他终于回了云南，成为第一任丽江知府。来到滇西这片以纳西族为主的美丽土地时，熊廷权已经是一位行政经验丰富、经过战火洗礼的官员。丽江三年公职令他得以施展抱负，有所建树，为百姓爱戴、感念。

　　1990年代初，我参加新西兰一个农业技术援助项目，从香港来到丽江。说起80年前曾祖父曾到这里做官，出乎意料，当地不少人都听说过他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