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25日，曹聚仁（见图）以《社会月报》编者的身份发出一封关于大众语问题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据《鲁迅日记》，他是7月28日收到这封信的。次日即写了回信，针对五条来问逐一做了回答。

　　可是，在1934年8月号《社会月报·大众语特辑》上刊出的，却不是这一封信，而是8月2日写的另一封，也就是后来收在《且介亭杂文》里的那篇《答曹聚仁先生信》。那一封信中也是分列为五点意见，却和五条来问完全对不上号，根本不是对来问的回答。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封标题为《答曹聚仁先生信》并不是写给曹聚仁的，而是写给魏猛克的。这件事我曾经听魏先生说过：那时他写了几个关于大众语的问题去问鲁迅，他得到鲁迅复信的时候很觉得兴奋，就拿给身边的几个朋友看，曹聚仁看了，就要求将这封信作为给他的回信发表了。鲁迅1934年8月2日日记：“上午得猛克信，下午复。”就是指这封信。这件事当时文化界人士多有知道的，如1935年1月28日田汉致鲁迅信中就说：“我们知道先生那信是写给猛克的。曹聚仁君不能不负擅登的责任。”

　　鲁迅1934年8月13日致曹聚仁信，也可以作为旁证。信中说：

　　关于大众语问题，我因为素无研究，对个人不妨发表私见，公开则有一点踌躇，因为不豫备公开的，所以信笔乱写，没有顾到各方面，容易引出岔子。我这人又是容易引出岔子的人……但如先生一定要发表，那么，两封都发表也可以，但有一句“狗才”云云，我忘了原文了，请代改为“客观上替敌人缴械”的意思，以免无谓的纠葛。

　　鲁迅7月29日写的那封，是回答曹聚仁7月25日发来的征稿信，写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社会月报》上公开发表。“不豫备公开的，所以信笔乱写”的，显然不是指这一封而是指写给魏猛克的那封。这封在《社会月报》上发表的信，确实也留下了修改的痕迹。结尾处“我们就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一句，显然就是遵照鲁迅这信中的意见，将原文中的“狗才”云云改过来的。

　　多年之后，曹聚仁写《鲁迅评传》，还要说“鲁迅先后回我两封信”，而不将事实如实说出，这就缺乏一种尊重历史真实的诚信态度了。

　　曹聚仁将鲁迅这封信登在《社会月报》上，同期还刊出了共产党的叛徒杨邨人的反共文章《赤区归来记》。这可惹出大风波了。《大晚报》上刊出了绍伯的文章《调和》，以调侃的口吻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在鲁迅，他认为这是晚年遭受的一大伤害，他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评传》中说：“鲁迅和‘左联’也不一定十分和谐的。”绍伯的这篇《调和》，就是不和谐的事例中最突出的一件，在鲁迅的传记中总是不能遗漏的吧。可是在这本厚厚的《鲁迅评传》中竟完全没有提到。是不是因为曹聚仁自己在此事发生的过程中也有若干责任，而故意隐瞒呢？　　　　（摘自《随笔》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