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8日，彭德怀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上签字。左起：彭德怀、毕季龙、李克农、乔冠华
乔冠华经常受命起草或组织撰写重要外交文件，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好评。有国际媒体称他“具有哲学家的头脑、外交家的敏捷、历史学家的渊博知识、文学家的美妙语言”。他正是具有这样的特点，文章才名扬四海，值得反复阅读。他的写作技巧值得学习。
我不写干巴巴的文章
乔冠华说：
我的写作方法，其实和马列主义通常所教导的方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里边详尽地叙述了他的写作方法，我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兢兢业业地按照他的教导来做这个工作的。
第一个方面，是调查研究，收集材料……不仅要收集书面的材料，中文的材料，外文的材料，而且尽可能收集活的材料。
大家知道，当时的外电都由国民党收买垄断了，然后由他们翻译成中文，改编后再发给我们，实际上是宣传他们的观点，我们是看不到原件的。而我是采取这个政策，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各种议论各种有关材料必须要弄到手，必须要看到……
大家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盟军在北非跟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战斗。当时大家都预料会有一场决战，但后来并没有发生。希特勒把他的十几万军队撤走了。
第二个方面，是表现方法。有些时候写的题目就是一个欢腾的主题。比如说苏联攻克柏林，这当然是一个高昂的基调了。表现方法最重要的点，要根据你要写的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定，但是除此之外，我愿意说这里边也有一点作者的艺术手法。
比如说，我的国际评论中有许多文章看起来是文艺体，但实际上这些主题都是掩饰性的，都是和它的内容分不开的。
我经常想到屈原的那两句诗：“登九天兮抚彗星”“竦长剑兮拥幼艾”。在我的感情上，当时的反法西斯战争，就像我们在天上拿着扫帚星扫尽了人间的污秽，举起长剑来保卫新的时代。一句话，我不写干巴巴的文章。我觉得写干巴巴的文章没意思。
我大体上说写是简单的，容易的。比如说，一般情况下五千字，顺利的话，我三个钟头写出来了，也不需很多改动，文字比较粗糙一点，但也还通顺，花不了很多时间。但有时也像长江的流水一样，碰到礁石，过不去了，要想很久。我的经验就是这样，收集资料，弄清楚事物的来龙去脉，它的前后左右的联系，特别是它内在的联系，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这要花十分之九的时间。就我来讲，为了表达一个思想，我不惜用一切的比拟，古今中外，文学上的比喻，我能够用的，我就拿来用，这都是工具嘛……
比较满意的就那么三篇
据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吴妙发回忆，有一次，他向乔冠华提出如何提高每年发言稿质量的问题。乔冠华说：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
要写好发言稿，形势一定要吃透，一年来总有新情况，新发展，那主要是把平时的剪报、资料甚至地图仔细地看一遍，总结出几条，用最概括的文字写下来。撰写中，要注意用新话而不是用老话，写出几句新句子来，写出一些新思想来。然后在文字上加工，要用短句，要念起来朗朗上口，有力量。汉语的优势是什么？是形象，是句子简洁。要在发言稿上用上几句能够传神的成语，那就有文采了。
乔冠华说：
我一生写了很多文章，觉得比较满意的就那么三篇。
第一篇是1963年9月1日的《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那时苏联领导人在核武器问题上毫无道理地攻击中国，核心是你中国不能拥有核武器。毛主席、周总理说，乔老爷写一篇文章把他们反驳回去。我在这篇文章中用了《庄子》中“惠子相梁”那段话，运用比较强的逻辑力量，充分地进行说理。我的这篇文章受到毛主席的称赞。
第二篇文章是在香港写的反映抗日战争胜利的《天亮了》的文章。在文章开头借用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道出了普天同庆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引起了大后方人民的共鸣。文章最后又加了一条“值得欢庆但没有理由陶醉”。文章既讲了成功，反映人民的激情，又传播了党对形势的看法：国民党挑起内战的危险潜藏在中华大地。
第三篇文章是1939年8月间写的国际述评。当时，我根据各方面大量的新闻报道，综合分析了欧洲各国包括法西斯阵营和民主阵营双方内政外交错综复杂的动向，并考察了对局势发展趋势的各种不同的看法和估计，从三个方面叙述了八九月份是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有利时机，指出关键在于民主阵营是否能够把力量联合起来，采取坚决反侵略的立场，因此文章指出，英法拒绝同苏联联合，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战争危机加深了”……
“外交回忆录”写作计划
1981年冬，《人民日报》国际部负责人、老朋友崔奇去史家胡同51号看望乔冠华，见他玻璃台板底下压着“新年开笔，大吉大利”8个字，便问：“你在养病，还准备开笔写什么呀？”
乔冠华说：
我现在已经不能恢复工作了，但还想做两件事：一件是想写一部外交回忆录，‘开笔’是指写回忆录，不过到今天，一个字也没写。还有一件事，就是把过去写的文章编辑出书。
乔冠华说：
我写这部外交回忆录，不想靠档案，也不需要调档案，只想把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而且有些材料档案里也没有。
对“外交回忆录”的写法，乔冠华有自己的打算。他说：
我的外交回忆录和官方外交史不同，外交回忆录不仅写事，还要写人，不仅写国家领导人，还要提到众多的新中国外交工作者，包括对外交工作作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我是以个人身份来写外交回忆录的，我对亲身经历的国际事件、国际会议以及直接间接打过交道的外国政治家、外交家，从杜勒斯到基辛格，从莫洛托夫到马立克，都要作出我个人的评论。
最后，他说要在全书的扉页上从《楚辞》中抄一段话作为题词，崔奇建议，那就用“望崦嵫而勿迫兮，恐之先鸣”这两句吧。他表示同意，说：“是要抓紧时间啊！”但非常可惜，乔冠华的“外交回忆录”的录音工作还没有开始，他就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他写“外交回忆录”的愿望未能实现。 （摘自《党史博览》2025年第2期 杨发金 佟晓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