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贝特兰（中）在宋庆龄（右）上海寓所

　　近年来，国外馆藏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战档案史料受到重视。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外交部档案和陆军部档案中收藏了大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资料，对丰富和深化八路军敌后抗战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大使馆的报告

　　抗战时期，英国驻华大使馆利用其驻华外交情报网，搜集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并由驻华大使馆定期以月报的形式汇总呈报英国外交部。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卡尔接替许阁森出任英国驻华大使，不久与周恩来等人进行了初次会面。此次会面使卡尔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政治理念有了最初的了解。1938年，在卡尔的帮助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主要负责争取国际社会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援助工作。4月29日，卡尔向英国外交部详细报告了八路军的抗战情况：

　　日军占领太原府后，不得不停止向黄河以南进军，以巩固他们的交通线，因为他们的交通线受到了八路军的严重袭扰。

　　之后，卡尔定期向英国政府报告八路军在华北的抗战情况。7月初，埃德加·斯诺给卡尔寄送了一份关于八路军武装保卫武汉的建议。同时，卡尔还收到了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皮特·弗莱明发来的一份关于八路军在华北抗战的报告。在斯诺和弗莱明的影响下，卡尔对八路军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甚至和斯诺探讨了访问延安的可行性。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设立后，主动与英、美等国驻华机构建立联系。卡尔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交往日益密切。可以说，卡尔是最早接触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重要领导人的英国政府要员。在与周恩来等人的交往中，卡尔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不满。1941年，他向外交大臣艾登报告说：

　　共产党人发觉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积极抗击日军，却遭到国民政府的猜忌，政府补给的战略物资少得可怜。

　　1942年，薛穆接替卡尔出任驻华大使，他加强了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联系，更加关注八路军的敌后抗战。1943年，英国大使馆在报告中写道：

　　尽管与中央政府的军队相比，八路军的装备确实很差，但他们实际上已经单独抵抗并阻止了潮水般的日军进一步渗入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

　　1944年，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收到两份关于八路军抗战的报告：从1943年至1944年，华北战场的伤亡率逐渐向有利于八路军的方向转变。“他们在夜间作战，像无形的幽灵在山间移动，像舞动的火舌在日军据点和交通线周围闪烁”。

　　军事情报人员搜集的信息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英国军事部门向中国增派了武官和军事情报人员。他们负责搜集中国战场的作战信息，定期汇编中日战况报告，接受驻华大使和军情部门的双重领导。

　　首先，军事情报对八路军的发展过程有大致的记载。在八路军改编之初，英国方面就记载了红军在陕北接受改编的情况，强调八路军隶属于第二战区，归阎锡山指挥。随着八路军在敌后作战中发展壮大，他们对八路军越来越关注。1941年初，卡尔在电报中向艾登强调：“共产党部队已有50万兵力。他们在日军防线内最危险的区域作战，部队人数非但不应削减，反而应当增加。”1942年7月，驻华武官格里姆斯代尔准将向陆军部军情二处报告说：“第十八集团军在华北可以集结100万受过训练和部分训练的士兵，但只有一部分人有武器。”

　　其次，军事情报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予以高度评价。1938年10月，英国政府收到一份关于华北游击战的军事情报，情报认为：“游击战平均每日造成约100名日军死亡，伤员估计约150人……”1944年7月，英国陆军部军情二处斯托尔斯少校在报告中写道：

　　在大多数战线上，游击战是阵地战的附属，但在中国，游击战却牵制了大部分日本军队。在1944年3月之前，至少有22个师，占在华日军64%的部队，在后方与八路军交战。

　　最后，军事情报对八路军在反“扫荡”作战中的困难作出了分析。情报认为八路军面临困难：一是缺少武器弹药，“没有缴获武器弹药的作战被认为是失败的”；二是八路军缺少药品和医疗器械，在反“扫荡”的艰难时期，截肢手术用的是屠刀和木工锯，手术缝合针使用缝衣针，很多手术是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进行。

　　英国记者和侨民的报告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重与支持，许多英国记者和侨民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和调查。1937年10月，英国记者贝特兰来到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对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进行了专访，还采访了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1939年，英籍教师赖朴吾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访问，受到聂荣臻、萧克等八路军将领的接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籍教师林迈可、班威廉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

　　1941年，一位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生活过的英国侨民在报告中记述了八路军的地道战：在河北中部，村民们为了躲避日军，建造了地下避难所。后来这些避难所通过村庄内部的地道连接起来，最后连通了几个村庄，一种有趣的地道战形成了。

　　曾在延安采访近5个月的冈瑟·斯坦因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成功地唤醒了一个停滞不前的农民社会”。另一位侨民也在报告中写道：

　　以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华北农民，现在也懂得了抗战的意义，愿意忍受一切困难而继续抵抗……他们冒着巨大风险帮助隐藏八路军战士。

　　1945年，《泰晤士报》刊登了两份侨民报告，报告提到华北抗日根据地那些善于制作鞭炮的村庄已经转型生产地雷了。“在一个院子里我看到男人们、女人们还有孩子们在制作黑火药，铸造地雷套管，并将装好火药的地雷整齐地堆放。这里金属短缺，所以他们掏空大石头制作石头地雷。”

　　英国记者和侨民还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全民皆兵的境况印象深刻。1944年3月，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生活工作近两年的班威廉向薛穆大使呈报了一份《关于共产党地区的报告》，报告说：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工人、农民和妇女纷纷参加抗日救国联合会；八路军在攻打日军据点时，游击队、民兵以及当地老百姓都积极参加；民兵和自卫队埋地雷、挖地道、扛弹药、运伤员，老百姓携带挖隧道用的镐和铁锹……

　　1944年英国外交部收到一份关于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的报告。报告中，米勒医生高度评价了民兵的作用，他说：“我们过去几年的显著发展是人民民兵，现在他们的军事工作越来越多，战斗的次数也和正规军一样多了。民兵伤亡人数的增加也反映了这一点。”  

　　（摘自6月1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