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叶宋曼瑛著 张人凤 邹振环译 重庆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

　　1898年8月底至9月初光绪颁布一系列改革诏令，其速度之快，近乎狂热的程度。大部分诏令要求在各个领域实行彻底的改革。这其实是他在失望之余后的孤注一掷。

　　正在这个导致改革运动突然崩溃的狂热时期，张元济呈上了他的第一个统筹全局的奏折，也是唯一的一份论述整个改革运动的奏折。其实，从皇上召见他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怀疑光绪是否具有实行改革计划的能力，甚至早就预言保守派的回力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他要在1898年9月5日提出这份包括了五条主要建议和十款内容的长篇奏折（超过5300字）呢？从他所呈的奏折判断，似乎他已清楚改革运动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但他被皇帝那种孤立无援的处境深深感动了。因此他以一种自由意识的爱国者的热诚，在最后时刻提交了这份奏折。他提出一系列彻底却有条不紊的、使光绪能挽救危局的步骤。

　　首先，他坦率地对光绪描述了目前形势：

　　乃数月以来，中外因循，一仍旧习，欺罔蒙蔽，毫无朝气……虽日言“变法”，终涉皮毛而不能得其实际也。

　　他进一步警告面临失败的光绪：

　　今我皇上日日变法，而相与审脉察情者谁乎？绘图布算者谁乎？夫一事之行，其起点甚微。及其究竟交相引摄者，已不知几千万绪。稍一不慎，败覆随之矣。

　　因此，在他五条主要建议中，第一条就是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他认为这应是一个由不超过二十个“年富力强、通达事务、奋发有为”的人组成的咨询机构。它应当是全国改革活动的中心，光绪每天在与军机处商议之后应同它再商议。它应当讨论和研究所有与改革有关的奏折，同时为像京师大学堂、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这样的新机构制定统一法则，以便使它们系统化。

　　张元济第二条主要建议是废除满族旗人的特殊地位而主张种族调和。他提出几个实际步骤——鼓励满汉通婚；废除关于满人从事工商业的禁令；为二百多年来闲散和寄生生活的满族旗人建立技术职业学校。他指出，消除种族界限带来的一种附带好处是可以裁撤掉数量可观的不必要的职位。清政府的许多行政部门都有两个首脑——一个汉人和一个满人。如果不再有任何种族界限，那么留下来的将是最有办事能力的人。

　　他的第三条主要建议是进一步开放建立皇帝与地方及低级官员之间的正常联系。为了说明光绪被官员愚弄和欺骗，张元济大胆地指出：

　　今岁广东大疫，死者十万人，东南各省，每石米几值银十元。此亦可为谓非常之变矣，皇上其知之乎？臣窃料各省督抚未必为我皇上告也。

　　为了了解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张元济建议光绪应当亲赴在京的所有新机构、学院和官僚部门。将来他还应访问各省，如有可能还应出访国外。为了得到第一手的数据，应任意召见各省的地方官和低级官员。

　　张元济的第四条建议是关于人才选择的问题。他提出：

　　今之策时事者，动曰人才缺乏，臣则以为人才自在，不善用之。故有才如无才耳。

　　他赞扬光绪在后来的内阁中再次裁撤大批无能官员的行动，并建议当设立新的部门和机构时，应当要求懋勤殿（张元济建议设立的）为它们制定管理法规，这些新机构应当有一整套吸收官员的规定。他极力主张废除科举考试，有才能的人应当通过现代学校获得认可的资格，皇帝应在受过现代教育的毕业生中选拔官员。

　　此外，他还极力主张废除捐官的办法，尽管他明白捐官是清政府收入的来源之一，而支持这项财政改革需要重新找到每年“二百万元”的收入来源。对于官员，张元济建议应当允许他们自由选择执行改革纲领或辞职。辞职的官员应当给予适当的年薪，并且他们的子弟可以进入京师大学堂，这样可以保证在一个新的改革的官场中保持未来的家族荣誉。

　　第五条主要建议是国家的财政管理。张元济再次强调全面计划的重要性，指出自1895年以来，在银行、矿务和铁路等各个领域所实行的零敲碎打的经济改革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样绝不可能使国家富强。张元济提出基本的改革应当从调查户部和各省所有账目入手。只有通过全国范围的审计，才能为未来制订一个良好的计划。张元济建议户部应把过去十年的收支记载入册，并公开全国十年的资金平衡表。

　　特别要提到的是张元济建议实行币制改革。那时法定的流通货币是朝廷确认的铜钱,但人民仍宁愿使用银子。张元济提出中央银行在全国发行法定货币应有绝对权威，最好是纸币或金属钱币。他设想一个能促进国内贸易的币制体系，以根绝在银两折算成铜钱时官吏舞弊侵吞的机会。

　　最后，他在结束有关财政改革的建议后，还请求皇帝提高商人阶层的地位和保护他们的权益。张元济的措辞是直言不讳的：“今日为商战世界，中国向有贵农贱商之说，故无商学。无商学故无不败。”

　　张元济提议维护商人的权利并认识其重要性，指出大部分文官过多的干扰已阻碍了商业进步。他特别以新建立的农工商总局为例，要求光绪预先警告官员摒弃官僚主义，并告诫他们的责任应是保护而不是威吓商人。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官僚政治的恶行，张元济甚至建议商人应有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利。他最后还建议起草商法，并以之为协调各方的指导原则。他以这样的预言作为整篇奏折的结束语：只有这些商业改革得以实现时，中国才能使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