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图之枷：军事后勤视野下的明代国家兴亡》

　　赵旭腾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军事和财政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命题，后勤补给体系既是国家财政能力的直接反映，更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本书从军事后勤的视角探讨了明代疆域变迁与国家兴亡。

　　朱元璋的屯田梦想在他在世的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熟的后勤体系，配合明初的精兵强将，大明的版图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远远超过北宋。朱元璋设计的这套屯田制度，有两个必要的前提，一是足量的土地，二是固定在这些土地上的人口。但显然，明政府无法防止土地兼并与人口流失。

　　土地兼并

　　首先，是土地兼并的问题。明代尽管加强了对土地的管理，通过“鱼鳞黄册”掌握了土地的基本情况。然而，制度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就算明代有“鱼鳞黄册”这样详细的土地数据，但是土地的归属是会变动的。如果要想保持土地归属的明晰，必须定期清丈，如果无法完成清丈，那么这些土地就会因为人为和自然的各种因素发生变化。

　　除了人为因素，还有自然原因。例如明代钱塘江北岸，因为潮汐作用，土地不断坍缩，农民的土地早已陷入海中，却还要按照登记的田亩缴税，农户不堪重负，只能选择逃亡。然而清丈土地是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必定遭到豪强的阻拦，这些侵占土地的豪强，并非只有本地的富户，而是包括了皇亲国戚，朝廷重臣，阻力之大，难以想象。张居正改革期间，重新丈量了全国土地，缓解了一些问题，但随着张居正改革的失败，土地兼并的问题并未解决。

　　民田在有“鱼鳞黄册”这样“严密”的制度下尚且兼并严重，军屯的土地管理不如民田那般严密，发生土地兼并也在意料之中。

　　除了军队，勋贵、官员、豪强也对军屯耕地虎视眈眈。上至王、公、侯、伯，下至地方豪强，都以各种手段侵占军屯耕地。朱元璋在世时，诸王就有侵占屯田的情况，《明太祖实录》中就有洪武三十年（1397年）诸王“侵占官民屯田”的记录。

　　人口流失

　　明代军屯本身就有将人口绑定在耕地上的意图。屯军本身就是军队，这些士兵属于军户。明代的军户并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身份。在明代，军户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差役。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将人民分为不同的户，承担不同的差役。所谓“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军户就是承担军差的特定人户，而且是世袭的，非特定情况，不得改变军籍。而在诸色人户中，最苦的就是军户。一个军户之中，要出一个男丁担任正军，也就是明代所谓的旗军。旗军或者备战，或者屯田，根据卫所需要而安排。旗军之外，还要出一名余丁。余丁协助正军处理生活问题。除了以上两个丁口外，还要再备两个丁口，以作预备。

　　在章潢《图书编》卷117《军籍抽余丁》中则出现了一人兵，二三人屯田（余丁之责），其余供兵的记载。同时，兵丁服役之地，并不是其籍贯附近，而是往往在千里之外，而路费都要由兵丁所在军户负责，有“一军出则一家敝，一伍出则一里敝”之谓。即使花费了巨额钱物，这些兵丁的生死也难以保障，因此路途上逃亡的人很多，而这些人逃亡后，根据制度，军户中就要由预备的兵丁补上。因此有的军户不堪重负举家逃亡。

　　在不涉及屯田的问题上，明代军户就已经有巨大的流失风险。为了防止军户逃亡，明廷可谓是“多管齐下”。手段看起来严厉，实际上反而起到了反作用，导致兵丁有时不是单个逃亡，而是大批逃亡。

　　征额问题

　　其次是征额问题。明代军屯田租过高，对于屯种的军户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尤其是西北边境之地的屯田，因自然条件差，收成并不理想。但向其征收的税粮是不会减少的。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得足额赔偿。没有银钱无法赔偿，这些活生生的人，不逃又该怎么办呢？

　　逃亡的军户，若是投入地主家，为奴为仆，或者隐入深山，为僧为道，也就罢了。更多的是干脆聚啸山林，成为盗匪。明代中后期，兵变愈演愈烈，最终成为无法收拾的局面，错误的屯田之策，自然难辞其咎。

　　除了政策上的失败，明代屯田的失败，还有自然条件的因素。以北方九边为例，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长城沿线，处在黄土高原与荒漠戈壁的过渡地带，本身生态就极为脆弱，根本经不起大规模的开发。明军不顾自然条件，强行开发，初期自然是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但长此以往，水土流失日益加剧，就算地不被侵占、典卖，人不逃亡，这些地也无法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