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菲茨杰拉德、女儿斯科蒂、妻子泽尔达

　　我从未见过我的外祖父母。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1940年英年早逝，年仅四十四岁。而我出生于1948年。外祖母泽尔达曾从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的高地医院写信给我母亲说：“我渴望见见这个宝宝。”但几个月后，她便在一场火灾中遇难。幸运的是，我的外祖父母留下了大量私人书信和无比坦率的随笔文章，让我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了他们。

　　尽管《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虚构作品，但斯科特的亲身经历，以及家人和朋友的故事，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我的母亲是斯科特和泽尔达唯一的孩子，在小说开头就出现了。当黛西生下孩子时说：

　　我很高兴是个女孩。我希望她将来是个傻瓜——在这个世界上，女孩最好当傻瓜，当一个美丽的小傻瓜。

　　这和泽尔达1921年生产后从麻醉中醒来说的话惊人地相似：

　　她真聪明——她打嗝了。我希望她漂亮而且是个傻瓜，一个美丽的小傻瓜。

　　当然，我母亲一点也不傻，她被取名为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大家亲昵地叫她斯科蒂。“如果我还有下一世，”我的母亲多年后写道，“我也许不会再选择做‘著名作家的女儿’。收入不错，还有一些附加福利，但工作环境太危险了……我想，作家总是习惯于虚构人物、塑造他们、摧毁他们、像纸娃娃那样摆弄他们，很难不在现实生活中也对周围的人做类似事情。优秀的作家本质上就像是核桃钳，剥开人类灵魂最丑陋的部分。”

　　斯科特是一个既充满爱又很难相处的父亲。在我母亲十几岁时，他试图决定她读什么书，干预她的礼仪、兴趣和朋友。斯科蒂曾写道：

　　我父亲总觉得自己浪费了生命、虚度了青春，他想阻止我像他一样挥霍自己的资源。

　　她承认，在瓦萨学院读书时，有时候她甚至不拆阅父亲的信，但还是聪明地把信收进了抽屉。“奇怪的是，”她继续写道，“他写给我的那些信，充满劝诫与智慧，在我眼里却是骚扰，如今却和他那些著名的作品并列了。”

　　少女时期，我的母亲避免公开谈起父亲，因为斯科特的名声已被酗酒彻底毁掉了。她沉浸在活跃的社交生活中，并和未来的丈夫约会，来逃避父母的困境。斯科蒂二十岁时，父亲突然在好莱坞去世。那时他几乎身无分文，除了藏在书架中的七百美元和给泽尔达的一份微薄的退伍军人抚恤金。《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早已在书店下架绝版。

　　斯科特的崛起来得缓慢。他在普林斯顿的同学埃德蒙·威尔逊编辑了他的未完成小说《最后的大亨》的手稿，这部小说最终销售尚可。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真正转机，是它作为“军队特供版”发行——这是一种小巧的口袋书，被发放给十五万名二战期间的士兵。

　　到了1960年代中期，斯科特的书已被列入大学课程。我的母亲对这些荣耀则选择避而不谈。我们住在华盛顿特区时，她为《北弗吉尼亚太阳报》和《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唯一一次斯科蒂愿意以“某人的女儿”身份示人时，是在竞选活动中，为她支持的候选人助选。多年来，她说自己面对陌生人对斯科特作品的评论或对母亲精神疾病的随意评价已感到麻木，但她仍希望把我们这些孩子从家族的负面遗产里保护起来。

　　我从未被鼓励去读一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我想母亲不希望我觉得自己跟什么特别人物有着血缘关系。大概在9岁时，母亲给我读了《本杰明·巴顿奇事》，我非常喜欢。几年后，《生活》杂志刊出了一篇文章《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魅力愈发强烈》，我们四个孙辈在阁楼上游戏的模样被拍了下来，玩着外祖母泽尔达的绿松石鸵鸟羽毛扇，摆弄外祖父斯科特的铅制小兵团，摆好姿势供摄影师拍摄。

　　最终，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外祖父母变成了一件尴尬的事。17岁时，一位年轻作家问我是否同意《了不起的盖茨比》是那个时代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小说，我当时完全无法回应。大一时，为了自我保护，我把他五部长篇小说都读了一遍，还读了几篇短篇和传记。我开始惊叹斯科特对语言的精准运用。

　　我无法准确说出人们为何如此热爱《了不起的盖茨比》，也许是因为香槟派对、奢华漂亮的汽车、巨大的庄园，还有盖茨比丰富得惊人的衬衫收藏。母亲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之所以受大学生欢迎，是因为篇幅很短，读起来也不难。

　　母亲27岁时，泽尔达去世，于是她成为了遗产的唯一管理人。幸好她决定将私人信件、照片和手稿捐赠出去，普林斯顿大学如今拥有了一份庞大的档案收藏。这些资料也使得如今百年纪念版的出版成为可能。

　　（摘自5月23日《文汇报》 郑周明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