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王洛宾（见左图）的小儿子王海成所著新书《半个月亮爬上来——西部歌王王洛宾》首发。该书写到不少经典民歌的创作背景，刻画了王洛宾艰苦传奇的人生境遇。令人惊喜的是，王海成还在书中回忆了王洛宾与台湾作家三毛（见右图，1990年9月在王洛宾家中的钢琴前）之间的故事细节，二人交流的书信也是首次公开。

　　受王震邀请参军入疆

　　1934年，王洛宾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后，他在北京铁路扶轮中学担任音乐教师。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王洛宾离开北京前往山西参加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后受服务团委派前往兰州。1938年，王洛宾在兰州参加“西北抗战剧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在这期间，是父亲音乐生涯的第一次腾飞。”王海成说，有一次，剧团在兰州当地的炭市街搭建舞台，慰问新疆运送苏联援华抗战物资的车队，父亲偶然听到一位维吾尔族汽车司机在哼唱。这是吐鲁番的民歌《达坂城》，记下歌曲旋律后，王洛宾重新编写了四段歌词，一首新歌《达坂城的姑娘》便诞生了，这是国内第一首用汉语演唱的新疆民歌。

　　“西北抗战剧团”走遍了甘肃的市县和村镇。为了配合抗日宣传，王洛宾在民间搜集了不少民歌素材，填写成抗战歌词，走上舞台为当地百姓演出。

　　剧团在酒泉宣传时，王洛宾在维吾尔族商贩那里搜集了南疆舞曲《依拉拉，沙依格》，该舞曲是《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原型。王洛宾曾说，原曲子节奏快，反复唱“沙依格”，尤显单调，还容易误解（谐音“杀一个”）。所以，他索性把这三个字改成了“爬上来”，将旋律的快板节奏改为抒情的缓板。创作这首歌时，他坐在树下思忖，一抬头看见爬上天空的半轮月亮，跑进屋里，立即找出纸笔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歌。

　　到了1941年，因为参与抗日救国活动，王洛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王海成回忆，当时父亲被锁在一辆马拉的木笼囚车里，一路颠簸，送往兰州沙沟监狱。三年苦狱中，王洛宾创作了《蚕豆遥》《我爱我的牢房》《来，我们排成队》等二十多首歌曲。1944年5月，王洛宾经多方营救出狱。回到青海之后，他继续在中学里教授音乐课。

　　1947年年底，离开家乡十年的王洛宾终于有机会回到北平探亲。后来，他被北京师范大学邀请回校，为同学们讲授西北民歌和他在大西北的所见所闻。同年12月，《北平日报》刊发《西北风刮来了王洛宾》一文，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

　　王海成告诉记者，父亲创作了这么多新疆民歌，但在1949年之前，他还从没去过新疆。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当时解放军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找到王洛宾，他代表王震司令员邀请王洛宾参加解放军，并一同前往新疆。

　　在随南疆军区文工团在喀什、和田等地慰问演出时，王洛宾搜集了不少民歌素材，创作了大合唱《英雄的骆驼队》《高高的白杨树底下》《骆驼羔子》《沙枣花儿香》等歌曲，获了奖，也立了功。

　　1957年冬天，王洛宾来北京开会，这是打记事儿起王海成第一次见到父亲。之后父亲把他带回新疆。抵达新疆半年后，王海成开始上小学，住进寄宿学校。那个时候，是王洛宾前期最红的阶段。他创作了《萨拉姆毛主席》《亚克西》《黑力奇汗》等经典作品，后被评选为全军“先进文艺工作者”。

　　王洛宾和三毛的第一次见面

　　1990年，台湾女作家三毛参加台湾赴大陆西域旅行团，来到新疆，入住于乌鲁木齐一家宾馆。稍作休息，三毛便独自一人告假离团，按照事先打听好的地址，走进了位于乌鲁木齐市幸福路王洛宾的居所。

　　最早的介绍人是台湾女作家夏婕，她曾采访过王洛宾。后来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特稿《王洛宾老人的故事》。三毛是夏婕的朋友，她看到文章后，对王洛宾产生了崇敬之情。

　　台湾作家吴淡如也见过王洛宾，还在其家里住过。她想写一本书，叫《青春小鸟：王洛宾传奇》。吴淡如跟三毛关系也很好，她把书稿给三毛看后，三毛加深了要结识王洛宾的兴致。

　　王海成比三毛小八岁。他记得，三毛找到父亲时自我介绍，“洛宾先生您好。不好意思，我是三毛，来自台湾。这次来新疆旅游，受台湾《明道文艺》编辑部委托，顺便为您带来稿费。”王海成说，当时吴淡如在《明道文艺》上发表了关于父亲的文章。按照规定，杂志社将其中一半稿费付给吴淡如，另一半则是要付给王洛宾。杂志社将台币换成美元，并附上纸条说明，由三毛带给王洛宾。

　　三毛看过设施简陋的房间后，问王洛宾，“您一个人住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难道没有寂寞的感觉吗？”王洛宾指着一旁的钢琴说，“不寂寞，我有它做伴。那你到处流浪，难道不感到寂寞吗？”三毛回复，“洛宾先生，流浪的本身就是为了排遣寂寞呀。”

　　“三毛的声音好听，跟她交流，就像是跟一个女中学生谈话。我们有次聊天，她就说，‘你爸爸都70多了，每天还有这么多人来打扰他，他都没办法好好休息了。你应该好好照顾你爸爸。’我告诉三毛，我父亲不怕这些人打扰，因为他很亲和，没架子，也愿意帮助别人。”王海成告诉记者，那个时候三毛名气大，堵在家门口来找王洛宾的人，实则是抱着书来找三毛签字的。

　　王洛宾和三毛的第一次见面，王洛宾弹琴伴奏，三毛唱了一首《橄榄树》。唱罢，王洛宾为三毛唱了一首自己写的《高高的白杨》。词中唱到，“孤坟上铺满丁香，我的胡须铺满胸膛。”

　　为三毛写下《等待》

　　几天之后，三毛随旅行团离开了新疆，经四川后返回台北。离开前，她告诉王洛宾，秋天会再来乌鲁木齐看他。1990年4月27日，王洛宾收到了三毛的来信。信件开头写道，“万里迢迢，为了去认识你，这份情，不是偶然，是天命。没法抗拒的。”信的中间写到，“你无法要求我不爱你，在这一点上，我有自由的。”

　　1990年9月，三毛拿着衣物箱，从北京《滚滚红尘》电影摄制组驻地直接飞向乌鲁木齐。原本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行程的三毛，一出飞机舱门却被媒体“盯上”。王海成说，三毛来之前，父亲正在新疆电视台拍纪录片，后来说漏了嘴，被导演听到，导致这场“闹剧”。

　　三毛心有不快。在接下来的日子，来探望她的人络绎不绝。当时的王洛宾也正忙着拍纪录片，无法全心招待和陪同三毛。三毛会帮助王洛宾收拾和布置房间，二人也会穿行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一次，三毛提出，要去王海成家吃饭。王海成和爱人忙着给王洛宾和三毛做了两顿饭，午饭是新疆的拉条子，晚饭是米饭炒菜。三毛说，这些天来，这两顿饭菜最合她胃口。她私底下还问王海成，能不能在乌鲁木齐帮她买套房子。这样，夏天在新疆过，冬天可以回台北。

　　此次三毛乌鲁木齐之旅，为了避嫌，王洛宾还特意安排了一个女学生住在家里。这些日子里，电视台导演、热情的粉丝观众、女大学生等的介入，拉开了二人的距离。三毛无法忍受，离开了乌鲁木齐。王海成认为，父亲从内心承认，他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接受三毛热烈、坦率和真挚的感情。

　　1990年12月，三毛在台北给王洛宾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提到，她已与一位英国老友订婚，未来将住在苏格兰，回台北也只是看望父母。信中说，“洛宾，我走了，祝福我未来的日子平静、快乐。谢谢。”

　　1991年1月，王海成从收音机中听到，三毛在台北荣民医院自缢的消息。“我当时还在上班，得知消息后，我请了假，去干休所看望父亲。”打开房门，王洛宾穿着军用小棉袄，坐在沙发上，对王海成说，“其实三毛很勇敢，自杀需要勇气。”

　　三毛去世后，王洛宾喝了不少白酒。他也为三毛写了一首歌《等待》。这首歌的前两句是：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又等待，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摘自6月16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