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倪墨炎书话》，北京出版社出版）

　　招贴栏上的小条

　　这是1976年的事。这年春天，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那时我家住在上海愚园路。一天，我在胶州路口的招贴栏上，在交换房屋、对调工作、修理家用电器、出让木器家具等等的招贴中，发现一张用苍劲的钢笔字写成的小条：

　　出让全套《文艺报》。价格面议。接洽地址：愚园路某某弄某某号沈。

　　我把地址抄了下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上午八时，我就根据所抄地址找上门去了。我揿了电铃，一个小伙子来开门，待我说明来意，他就转向里面喊道：“爸爸，又有人来买你的文艺报了!”接着，一位70多岁的清癯的老叟出来，连声说：“真抱歉，真抱歉，文艺报昨天下午已有人买去了。”我立刻通报了我所在单位，我的姓名，并向他说明：我爱好现代文学，正在用心收藏“五四”以来的旧书旧期刊。他好像略知我的姓名，对我打量了一下，扬手让道：“那就请里面坐吧！”

　　这是一间明亮、整洁的书房兼卧室。他让我在小圆桌旁坐下，自己坐在对面，说：“我看过你写的文章。早就猜测你大概在出版社服务的。解放前我也是搞这一行的。”我喜出望外地询问他在哪家出版社工作过？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却说：“我编过杂志，也编过书。”我向他请教20年代、30年代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些事情。他兴致来了，从北京文坛谈到上海文坛……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了20年代他在北京工作，以后定居上海，解放后改行在中学教书，60年代初退休。

　　“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破书吧！”

　　我心想：他那么熟悉文艺界和出版界的情况，一定有不少藏书吧？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神情，谈话戛然而止，站起来说：“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破书吧！”说着，他在西壁上一拉，像变魔术似的，哗的一声，打开了壁橱的门，里面整整齐齐装满了书，还飘出来樟脑的馨香。这时我才发现，东西两壁全是上顶天花板、下踏水泥地的壁橱。东边三橱，西边三橱，每橱分上中下三层。

　　我探头看了他随便打开的那一层，共三格，每格是两排书。这里是《论语丛书》《人间世丛书》，林语堂的集子，邵洵美的集子；虞琰的诗集《湖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曾不指名地提到过她；曾今可、张若谷、傅彦长、邵冠华等人的集子，都是我所不藏的；最下面的一格，竟还发现叶灵凤的几种集子。

　　“你把叶灵凤归在论语派？”

　　“我随便打开的这一层，最乱，放的是论语派和不好归类的一些人。叶灵凤可以把他放到创造社那一橱去，也可把他列入现代派，但后来和傅彦长等人也接近过。”

　　我关上了开着的橱门，转向东边第一橱。啊！这里简直是一个宝库。我爬上小木梯，从第一层看起。这里是我国新文学的第一批著作：全套的晨报丛书、新潮丛书和新潮文艺丛书，十分难得的清华文学社丛书，大量的北新书局的书，鲁迅著作的初版本毛边书，刘半农的著译；钱玄同的几种大开本的音韵学和语言学的书，也收集齐全了。周作人的书放了整整一格。我忽然想起，他这么多“反动派”的书，“汉奸”的书，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大破四旧”的时候，是怎么在劫而脱逃的呢？

　　沈老先生淡淡一笑说：“我是退休教师，冲击自然少些。更重要的，红卫兵‘扫四旧’前，我已有了准备。我买了墙纸，把两边壁橱糊住，每边再贴上毛主席不同时期照像八幅。红卫兵即使知道这两边是壁橱，他们也不敢撕毁伟大领袖的像啊！”

　　“那后来怎么又把墙纸撕了呢？”

　　“这样整整糊了九年，我可憋得慌啊！我多么想看看这些书啊！多么想摸摸这些书啊！今年2月，我一位同事平反，抄去的书也还给他了。我就在一个夜里把墙纸撕去。我抱着大把的书睡了一夜。现在大家都不想再乱来了。你不是去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了吗？我们都希望我国的文化复苏啊！”

　　“要让给和我一样爱书如命的人”

　　我一边在小木梯上往下爬，一边说：“老伯的子女可也有爱好藏书的？”

　　他让我仍在小圆桌边坐下，自己也坐到对面的藤椅上，叹口气说：“我有三个儿女。我一生积储起来的这些破书，他们没有一个喜欢的。”“那么，日后您送给哪家单位？”

　　“不敢夸口，我的破书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也是缺藏的。当年要是给唐弢、钱杏邨知道了，他们还不天天在我屋前屋后转！……我这些破书，要让给和我一样爱书如命的人。老弟有意，当然也是人选之一。”

　　我的心房剧跳起来：“老伯要是肯把全部藏书让给我，真不知要怎样厚答您老才好！我个人财力有限，但我有几位爱书的好友，如《人民日报》编副刊的姜德明、钱杏邨的女婿吴泰昌……”

　　“现在我可不能出让！”他的眼神变得忧郁起来，“这些书伴了我大半辈子，我怎么忍心把它们搬走。没有了这些书，我每天做些什么呢！必须等我行将就木之时……”

　　这时进来一位五十开外的妇女，说：“已快一点钟了，真该吃饭了。老二肚子饿得厉害，已在厨房里吃过了。这位客人也在这里用餐吧。”我站起来礼貌地喊道：“伯母。”

　　“我内人过世已快20年了。她是刘妈。”沈老先生说。我赶紧向沈老先生告别，临走留下了地址。

　　“那老先生的书呢？”

　　1979年4月间的一天，和我同室办公的胡启明偶尔与我谈起，约2月前的一个星期天，他在静安寺新华书店闲逛，一个青年问他：你要不要旧书旧刊？

　　我猛然想起沈老先生。这天下午我请假匆匆去看望沈老先生。大门虚掩着，敲了几次，无人回音。推开老先生的书房，烟雾迷漫，四个人正在打麻将，两壁壁橱已拆除，露出白墙壁。“你找谁？”“沈老先生。”“我父亲三个月前已过世。八索我吃！”“那老先生的书呢？”

　　“你大概就是和我父亲谈好要买他书的那位倪先生吧？”

　　“是的，是的。”

　　“我父亲病危后，天天念着要找你。你留下的地址，和煤气票、自来水票一起压在小圆桌玻璃板下，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二筒，我和啦！”我看清楚了，说话的人30多岁，颜容苍老，他就是沈老先生的大儿子吧。

　　“那老先生的书呢？”

　　“父亲死后，我家老二，星期天特地上书店找过你，以为你喜欢书，总常常跑书店的。东风，拍！南风！”另一副牌已砌起，他一边聚精会神地打牌，一边说，“后来实在找不到你，书就卖给了旧书店！”

　　我离开了沈家，沉重地走在愚园路上。走了约100米，刘妈拿着个纸包追了上来。她眼角上有了颗水珠，说：“老先生一死，他们要我走了。那些书共卖了500元，送给我300元，说是留个纪念！”

　　“全部书只卖了500元!”我惊讶地说。“旧书店的人说，要在两年前，他们再贱也不要。还说是反派角色的书多，不知有不有单位要呐！”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时她把纸包递给我，里面是10本书。她说：“旧书店那天来搬书，我趁他们不注意时，就抽出了10本，给你留着做个纪念。”

　　我从她微微颤抖的手中接过10本书，五本是良友图书公司的硬面精装本：梁得所作《未完集》、倪贻德作《画人行脚》、鲛人作《三百八十个》、大华烈士译《十七岁》、赵家璧译《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这五本书不是一套丛书里的，但开本、装帧相仿；三本是现代书局出版硬面精装本：《田汉散文集》、叶灵凤作《未完的忏悔录》、杜衡作《叛徒》，这三本书也不是一套丛书里的，但开本装帧也相仿；两本是商务印书馆的硬面精装本《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杨骚著《记忆之都》、李广田著《画廊集》。这10本书都像新书一样，有护封的两本，护封也是新的。我从袋里摸出二张10元钞送给她，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你，请你收下。”她却生气了，用力推了回来，说：“我若要钱，就不留下这些书了。这是老先生给你留作纪念的。”

　　经过千方百计地向旧书店打听，后来才知道了沈老先生的一大卡车旧书的下落：一小部分旧书店留下作为自用的资料；一小部分存在旧书店仓库里，而一半已卖给了北方某油田的图书馆。